十三五时期什么样的供给侧改革?————金地毯大数据

访客:3465  发表于:2016-08-15 16:42:48


 供给侧改革指的是提高经济体供给能力和效率的改革,包括降低企业税负、减少生产领域的交易成本、促进投资者更有效地进入各生产领域。中国经济需要供给侧改革,这一点经济学界有基本共识,笔者2008年就提出“滞胀风险呼唤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学派”。当前中国表面上看,产能过剩严重,但作为大国,潜在需求仍然巨大,潜在的短缺仍然不少,需要在供给侧下功夫,挖掘增长潜力。 
    十三五期间的供给侧改革任务繁多,但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加快生产侧的新陈代谢,尤其是钢铁、煤炭等行业亟需业态升级,即,在沿海建立一批依靠进口铁矿石和煤的新产能,取代大量布局于内地的钢铁厂;二是设法增加当前短缺的公共交通、城市基础设施等公共品以及养老、教育、医疗卫生、物业管理等服务的供给;三是利用互联网等新技术改革现有行业如出租车业的管理体制,提升就业、改善服务,加大社会亟需的社会服务的有效供给。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供给侧改革多次被国家决策层提起。那么,什么是供给侧改革?中国经济为什么需要供给侧改革?十三五期间供给侧改革最有可能的几个发力点在何处?显然,这些问题值得仔细分析。 
    什么是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是针对需求管理而提出的宏观经济学的政策概念,其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之初,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二战后几十年的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之后。 
    供给侧管理的概念批判了凯恩斯主义所提倡的总需求管理。凯恩斯主义的主张非常简单,那就是通过政府扩大财政赤字的方法扩大财政支出,刺激经济中的消费和投资,也就是说想方设法增加对企业产出的需求。这种凯恩斯主义的主张通常被称为总需求管理,所以有人并不夸张地讲,整个宏观经济学的起源是凯恩斯主义,就是总需求的管理,因为在凯恩斯主义提出之前,经济学的基本理念是供给和需求是匹配的,市场是自动均衡的,因此宏观只是微观的加总,没有必要专门研究宏观经济学。而凯恩斯认为,从单个企业来看极为理性的决策上升到整体经济层面却往往不合理,从整体层面上看,市场会出现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格局,因此有必要专门研究宏观经济学,而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和发力点就是想方设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供给学派兴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英美,其出发点是彻底批判凯恩斯主义。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供给学派是从理性预期学派开始的。他们认为,包括企业和消费者在内的微观经济体,会对政府的各种宏观政策作出理性的预期,并采取对冲措施,最终使得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化为无效。这一论据最巧妙的构思,是哈佛大学罗伯特·巴罗教授(Robert Barro)所反复论述的“李嘉图等价”,那就是,当政府试图通过减税刺激家庭消费时,家庭的决策者会理性地判断这种措施会带来财政赤字,而财政赤字将会在自己未来的经济生涯中被政府的加税行为所弥补,或者由自己的子孙付出更多的税费来弥补,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因此,消费者会更加理性地减少今天的消费而增加储蓄,为政府未来加税提前做好准备。 
    在经济政策层面,英国的撒切尔夫人、美国的里根总统在竞选中起用了一大批保守经济学家,其中包括哈佛大学的马丁·菲尔斯坦教授(Martin Feldstein)以及当时从斯坦福大学博士毕业不久的年轻经济学家拉弗(Arthur Laffer)。他们极力主张政府应该减轻对市场的干预,且为企业松绑、减少税收,以增加有效供给,而经济由此自然会变得更加活跃。 
    当时,拉弗为了给那些不谙经济学理论的媒体记者解释自己的经济学思想,在一家餐厅的餐巾纸上随意画出了一条倒U形曲线。这条曲线说的是,当税率很低时,适当地提高税率会提高总税收;而当税负已经很高时,提高税率反而会导致偷税漏税,最终政府的总税收会下降,这就是著名的拉弗曲线。拉弗本人后来也成为里根总统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委员。 
    综上所述,起源于英美的供给侧管理指的是设法降低企业税负,帮助企业更高效率地运行,以及投资者更有效地进入各种投资领域,减少生产领域的交易成本,以此提高总体经济效率和活力的一系列经济政策。 
    笔者在2008年就提出“滞胀风险呼唤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学派”(详见下文)。这一文章的核心观点是,在2008年整体经济受到冲击的情况下,政府应该采取各种措施提升企业效率,来应对即将爆发的金融危机。七年之后重读该文,笔者仍然坚持其中观点,那就是中国经济仍然需要供给侧的改革,也就是需要中国特色的供给学派。 
    为什么中国经济需要供给侧改革? 
    其中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当前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发展的问题,而并不是短期的宏观调控问题。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中国经济从整体上讲仍然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中国人均GDP仅为发达经济体美国的20%,中国存在着大量没有得到满足的基本需求,有大面积的经济不发达地区。以中部省份安徽和江西为例,这两省紧邻经济发达的江苏、浙江和福建,但人均GDP还不足这些发达地区的一半。而中国经济作为大国经济,不应该出现实质性的资本和劳动力要素跨省流动的困难,因此,安徽、江西等省份应该有巨大的增长潜力。 
    反观经济发达地区,它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以广东为例,部分地区已经实现从生产鞋帽到生产无人机、高铁零部件等产业升级的飞跃,其潜力也是巨大的。因此,当前,尤其是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的根本任务是想方设法提升供给量。 
    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虽然中国经济中存在在过剩产能的问题,但更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生产侧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并不能提供百姓需要的很多产品。这种例子比比皆是,比如说,中国每年有1亿人次出国旅游,每人在海外的平均购物金额是5000美元,很多人到邻国去抢购中国本可以生产的产品,这就证明很多消费者的需求没有得到国内供给的满足。比如说,中国的养老需求十分巨大,但目前缺乏高质量的、值得信赖的养老机构;中国消费者对于健康食品的需求也是巨大的,这就导致二胎政策刚刚放开,消费者已经在海外疯狂购买奶粉。再比如说,中国百姓当前对于公共交通和环境治理的需求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但是由于各种政策的缺位,主要城市的公共交通仍然非常拥挤,北京的地铁一号线目前在高峰时期拥挤不堪,乘客往往需要等待2-3班车才能挤上地铁。 
    凡此种种都表明,中国经济当前仍然面临着一个潜在的供给短缺的局面,虽然公开的短缺已经不存在了。这需要我们在供给侧下功夫,需要一批企业能够尽快地进入相关领域,为社会提供相关的产品。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供给侧改革?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供给侧改革?十三五期间供给侧的改革任务可谓相当繁多,这也是经济增长的潜力所在。从大的方向来讲,需要进行三类供给侧改革。 
    第一类,加快生产侧的新陈代谢,淘汰落后产能,促进新产能的进入。以钢铁行业为例,这一行业虽然有十万亿的生产能力,产能严重过剩,但我们的产能却是低端的、黑色的、污染的,亟需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包括补贴政策,加快淘汰一批高污染、高能耗的产能,尤其是北京附近的一些产能,东北包括鞍山一带的部分产能也应该逐步淘汰。 
    通过淘汰这部分产能,将使得钢铁的价格有所回升;此后,政府通过一定的鼓励政策,可以使沿海地区建立一批现代化的、主要依靠从国外进口铁矿石和煤的新型钢铁产能,这就保证了生产是干净的、清洁的。当前,国际市场的煤和铁矿石价格往往比国内低一半,如果能够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钢铁行业的利润也可大幅提升。将钢铁等重化工业布局在沿海一带,也使得中国能够更好地实施一带一路等发展战略,当未来印度等国家经济起飞之时,由于其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能力远远不足,我们这些现代化钢铁厂正好可以把大量的产品销售到这些地区。如此,中国一大批城市将重现蓝天白云,因为城市空气最大的污染源就是周边的重化工业;同时,也能让一大批事故频发的煤矿和铁矿得以关闭。 
    为什么要关闭一批煤矿和铁矿?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经过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劳动力成本已经不断上升,社会对劳动者的尊重和对生命的珍惜程度日益提高,而国内的矿山往往生产成本极高、需要极大的劳动力代价,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本身也要求我们的矿业进行调整。 
    第二类供给侧改革的发力点是,想方设法为百姓提供一大批到目前为止尚且短缺的基本产品和服务,这其中一大部分是公共产品。比如,公共交通和城市的基本设施服务现在仍然不足,即便是建成的地铁、地下设施也远远不能满足百姓的基本需要。在这方面,政府必须担当起不可推卸的责任。公共产品主要靠政府提供,这一点必须高度明确。笔者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呼吁,应该通过降低融资成本的方式来为这些公共产品的提供创造条件。具体说来,应该在中国建立若干个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其功能类似于世界银行,一方面由政府担保发行相关的债券,另一方面基于社会效益精心选择公共产品。中国政府担保的主权债务目前在国际上极受欢迎,这也是人民币国际化最重要的战略举措之一。 
    在养老、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社会的需求日益高涨,政府也应该想方设法,放宽准入,提供相应的优惠条件,帮助潜在投资者尽快进入这些领域。同时,近期物业管理也成为一批新兴企业重要的投资方向。相关的投资不仅能够带来新的增长点,也能切实带来百姓生活质量的提高。 
    第三类供给侧改革的发力点是,一定要想方设法利用好新型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由此改善相关产业的业态。互联网带来的不仅是新技术,更重要的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在互联网领域,通过让交易双方直接对接,能够带动参与者的迅速甚至指数型上涨。以城市出行为例,有了互联网工具,交易双方能够很快达成协议,乘客也可以很方便地获知司机过去有没有出现过投诉事件、是否安全等信息,而不需要出租车公司等机构设立投诉机制。这种互联网机制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类似“人民战争”的网络,使得传统上难以改变的旧管理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政府应该拥抱这种新的互联网技术,以此为推动力来改造相关领域。出租车行业如果能够改善,就能够带来更多的就业、更多的百姓出行便利,促进经济的发展。与此类似的是互联网金融和其他互联网服务领域,政府应该抱持试验和开放的心态加以引导,帮助市场逐步形成和完善。 
    总之,加快供给侧的改革,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将出现一批新增长点,中高速经济增长将重返中国。 
    延伸阅读 
    李稻葵:滞胀风险呼唤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学派 
    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经济史,可以说是一部反复抑制总需求过快膨胀的历史,但今天中国经济第一次遇到了总供给冲击的新问题。由于劳动用工、原材料、环保、税负等成本的上升,导致总供给曲线收缩,大部分生产者生产意愿下降。这种总成本的上升是中国经济升级换代、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不能回避的战略课题。针对这一问题,当前的宏观调控应攻守兼备:一方面坚持总量从紧的货币政策,守住总需求管理,避免恶性通胀;但更重要的是攻,其根本出路在于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包括财税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资源型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改革以及打破垄断的改革,帮助企业对冲成本上升的压力,增加总供给,从而提高经济活力,既控制住物价,又保住增长,为实现大国发展的宏图奠定坚实的基础。 
    最近半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上半年的统计数据看,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还相当好,多年来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些结构性问题正在不断解决:比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远远超过消费增长率这一问题有所缓解,这两个增长率之差比去年同期减少了近9个百分点;再比如,外贸出口增速远低于进口增速,上半年贸易顺差与去年同期相比明显下降。可以说,这几年来,政府希望通过宏观调控达到的目标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实现。但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当前的中国经济蕴含着非常显著的潜在问题乃至于风险,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这些宏观经济的问题无外乎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总需求方面的波动,第二就是总供给方面受到的冲击。 
    总需求膨胀之外,总供给收缩成为新问题 
    总需求波动的原因可以是多方面的。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在总需求方面受到的冲击主要体现为信贷膨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等。这些问题有深刻的体制原因,包括各级政府都有大干快上、以固定资产投资和物质投资为龙头来促进经济发展的动机。 
    最近一年多以来,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金融体系遭遇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造成国际游资纷纷逃离发达经济体而转向新兴市场国家。对于中国经济来说,这体现为“热钱”的涌入,而“热钱”涌入又通过各种形式表现为总需求过旺的压力。 
    这个由外部输入的总需求膨胀,构成了中国经济一年多以来从紧货币政策的基本背景。这种经济过热的趋势对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掌舵者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反复抑制总需求过快膨胀的历史,为此我们也付出过惨重的代价。1988年和1994年的两次高速通货膨胀对于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们肯定还记忆犹新,由此带来的社会后果也是刻骨铭心的。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总需求膨胀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新的问题可以概括为总供给冲击,即经济中的大部分生产者都遇到了由于各种因素引发的成本上升的压力,而这些成本上升的压力又导致了社会上大部分生产者生产意愿下降的现实。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就是宏观经济中总供给曲线的回缩,即在同样的出厂价格下,生产者愿意提供的产品数量下降了。这种总供给曲线收缩所带来的后果,既可以是供给下降带来的价格上涨(通货膨胀)或者整体经济活动的萎缩,当然也可能是两者的结合(附图),也就是公众话语体系下的“滞胀”。 
    多方成本上升压迫总供给曲线回缩 
    为什么中国经济的总供给正在遭受冲击呢?我们可以逐一分析其中的原因。 
    第一就是劳动用工成本的显著上升。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月报,今年1-5月劳动用工工资的平均上涨幅度为18%。而根据笔者去年和今年在广东地区的调研,该地区的劳动用工工资从2006年到今年一直是按照每年14-15%的速度在上涨。那么,工资上升是不是因为通胀带来工人加薪的要求所致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国劳动力的谈判能力整体来说还比较低,工资上升的趋势以及与此相关的“农民工荒”、“用工难”的本质,就是过去十几年来中国高达两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打工、由农业就业转变为非农业就业的进程开始出现了质的变化。中国社科院劳动与人口研究所蔡昉研究员所领导的研究组经过反复调查发现,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状况已经和十多年前完全不同。这些剩余的劳动力已经基本上转移出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难理解劳动用工工资上升的必然性,其根本原因是结构性的,不是流动性过剩,也不是经济过热,而是我们在经济发展所必须面对的过程。 
    总供给遭受的第二个冲击就是国际市场上以原油、铁矿石、氧化铝、原木和铜等为代表的原材料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不断上升。这些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不能完全归因于国际投机资本的炒作。以铁矿石为代表,铁矿石的价格在过去5年内不断上升,年平均复合涨幅在30%以上。这种上涨与金融炒作无关,因为铁矿石的价格是供需双方,即矿山企业和钢铁生产企业直接谈判的结果,并没有金融资本炒作的空间和可能。再以石油为例,过去5年石油年均消费量的增长率为每年1.7%,而产能的增长率仅为每年0.7%,这意味着富余产能在持续减少。而短期内,国际原油需求的价格弹性很低,也就是说,非常高的价格上涨才能带来需求量的一个很小的降低。同时,最近的各种报道表明,在原油价格高涨的情况下,各主要产油国纷纷加强了对其油田的控制,反而大幅增加了石油公司的生产成本。所以,石油价格的高企很可能还将持续较长的时间。 
    除了以上几点以外,还有一点必须说明的就是中国企业税负成本的上升。过去几年,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一直远远高于经济的整体增长速度。如今年上半年,GDP的同比增长速度为10.4%,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则是33%,这明确表明了企业税负成本的上升。 
    在以上这一系列成本上升的情况下,总供给曲线无疑是在回缩,企业减产、停产、破产的例子越来越多。 
    宏观调控应攻守兼备 
    在总需求膨胀和总供给收缩这两者中,笔者认为后者更值得注意。因为总供给的冲击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可以说是第一次遭遇,所以它更值得我们去跟踪研究。 
    更重要的是,这种总成本结构的冲击,将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从根本上讲,这种总成本上升的过程就是中国经济升级换代的过程,也是中国从下中等收入国家上升为中等收入国家这一发展过程中所不能回避的重大难题。许多国家之所以在经济起飞一段时间以后就难以持续升级,如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前的东南亚国家,就是没有妥善处理好这一问题,由此陷入了“中等收入水平陷阱”而不能自拔。所以,如何合理地解决总供给的冲击,是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战略课题。 
    中国如果能把总供给的问题解决好,一方面可以保证避免经济的大幅下滑,因为企业的生产意愿会提高;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价格的上涨,因为可以帮助企业把生产成本降低。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如果说宏观调控是一大战役,那么要取得全面的胜利,不仅要守,而且要攻,要攻守兼备。守,指的是坚持总量从紧的货币政策,货币总量控制好了,就可以避免目前的通货膨胀演变成恶性通胀。但是,光靠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相关的总需求管理,难以达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目标,因此,更重要的是攻,攻的策略体现为总供给方的管理。政府要想方设法帮助企业对冲和缓解主要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帮助企业提高生产水平,也就是把回缩的总供给曲线向右推。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不仅能保证企业的总产出不下降,而且总体价格水平也能得到有效控制。 
    财税、户籍、价格、融资等改革是增加总供给的根本出路 
    那么,如何才能帮助企业对冲和缓解成本的压力呢?答案的关键在于改革,要向改革要出路,向改革要思路。 
    首先,财税改革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通过适当给企业减税的方式来帮助企业缓解目前的危机,尤其是推动增值税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允许企业把更新改造投资和研发的投入从增值税的税基中脱离出来。 
    一些行业要打破垄断。允许更多企业的进入,这也是有效增加供给的方法。 
    户籍管理。可以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给地方政府松绑,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让地方政府探索适合本地区的、以打破城乡界限为目标的新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更加自由地进城工作,降低进城以后的生活成本,由此进一步提高农民务工的积极性,化解劳动用工成本上升的压力。 
    价格改革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原材料、能源和粮食等大宗物资的价格改革如果能够在总体价格水平略有下降的有利时机逐步推出,将不仅能提高农民和企业的生产积极性,还可以同时增加农民收入、降低能耗,这是能提高效率和改善公平的改革。 
    中小企业融资方面也可以进行大量改革。如将一些贷款担保机构转为中小企业银行,以创业型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加总供给。 
    总之,改革是增加总供给、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活力的根本出路。 
    里根时代的供给学派经验 
    如果说今天的中国经济同时面临着总需求膨胀和总供给萎缩的压力,那我们不妨参考一下其他经济体在不同历史阶段化解这种压力的成功经验。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上世纪80年代初里根政府时代的美国。 
    里根政府刚上台时,美国经济也面临着滞胀的难题,当时的里根政府采取了三项大刀阔斧的措施。第一是紧缩的货币政策,由沃尔克任主席的美联储大力收紧银根,以此抑制通货膨胀。第二是推动放松经济管制的改革,包括减税,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美国经济的活力。第三,推进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军备竞赛为主要形式,极大地提高了美国的政府开支,刺激了美国的国内经济。这三项措施的推出,让美国经济比较快地走出了滞胀的困境,并为其后20多年的持久繁荣奠定了基础。里根也被誉为美国历史上三个最值得百姓怀念的总统之一。 
    今天中国的经济当然比上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经济更有活力,我们目前面临的经济问题远没有当年的美国严重。但是,我们的政策制定者们同样面临着重大的历史机遇。推进改革,以改革为核心,带动中国经济总供给的上升,这将为中国经济持续、长期的繁荣和发展,为中国经济再上一个台阶奠定基础。 
    一言以蔽之,当前中国经济滞胀的风险,呼唤着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学派。



      来源:金地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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