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深锁的国度——《出租车》观后

访客:5903  发表于:2016-04-04 09:52:43

投资观察界(www.tcspec.com)最新报道2015年度的电影,除了《索尔之子》外,《出租车》是我期待已久的电影。不过直到最近才看到了超高清的中文字幕版本。

伊朗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度,至少在电影领域是如此。这个小小的伊斯兰国家诞生了不止一位世界电影大师。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的《樱桃的滋味》(1997年该片获得第50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影片金棕榈奖)《橄榄树下的情人》《随风而逝》(1999年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影片奖)等等,是所有电影学院后学者的经典;马基德·马基迪的《小鞋子》感动了无数影人,获得1998年蒙特利尔电影节最佳影片奖,阿斯哈·法哈蒂的《一次别离》赢得了2011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贾法·帕纳西的《出租车》则获得了2015年度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伊朗电影的审查制度是全世界最为苛刻的,道德、宗教、伊斯兰革命、民族传统等等,都以正义之名对电影施以各种捆缚。而超低的电影制作成本,又催生了伊朗电影以纪实主义为特征的电影制作策略。看伊朗电影,甚至你会产生一种期待:如何在深锁的国度而能表达关乎人类生命、自由、灵性的精神,如何穿透这个国家严丝合缝的文化壁垒,而窥见人性普遍的闪光?这种锁闭反而使得伊朗电影成为最富有创造性的、最具有双重叙事性质的隐喻性影片。极权和禁锢不意味着诗意的死亡。事实上,诗歌若非为权力讴歌,诗歌的生命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被彻底禁锢。

贾法·帕纳西曾经因为电影而被伊朗当局判刑入狱六年,并被禁止拍片20年。然而一个国家施加在一个电影人头上的最严酷的惩罚,似乎都无法改变电影自由的本性。他的电影一次次“违规”而出现在世界电影节上,赢得了世界性声誉。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各大电影节秉持了十九世纪以来的“艺术自由”的传统,尤其是柏林国际电影节,它是所有在政治上、文化上受到压制的电影人的福地,有时候你看到的电影不分左、右,无论民族,而拥有“反抗基因”的电影尤能得到青睐,中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电影革命正是在国际电影节上发生的,并延续至今。

每一部得到世界首肯的伊朗电影,首先却不是因为其“反抗基因”,而是在夹缝里生存的智慧。阿巴斯尤为擅长的“戏中戏”和诗意现实主义风格,阿斯哈的强劲的戏剧冲突,马基德的童心,你看不到政治,但是,这些影片里能够看到关乎生命、情感、自由、同情、怜悯等的普世价值,这里没有教义和国家的那种刻板,人性尊严却无时不在。

贾法·帕纳西的《出租车》是一部与车子有关的故事。伊朗电影中不止一次采用这样的构架:阿巴斯在《生生长流》和《随风而逝》中,男主人公始终在一辆车上,移动的镜头带领观众深度走进了伊朗社会和人们的生活,更带领观众走进心灵。贾法·帕纳西采用这个构架不知是否出于刻意:汽车游走是伊朗电影的标志性产物,这个构架容易让人认识出其“伊朗电影基因”,而在阿巴斯的《生生长流》中,主人公的汽车行走看到的是伊朗大地震后伊朗人民的生存的坚韧和生命的顽强;在《随风而逝》中,一个四处寻找能够安葬自己的意图自杀者,逐渐晓悟了生命的本质。在移动的汽车上经历生命的成长和领悟,是阿巴斯的创意和传统。现在,贾法·帕纳西会带来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这张截图开始,像一双眼睛,镜头带领观众走入伊朗社会,这个神秘的国度的真实的街景呈现眼前。

 电影从一个十字路口开始,等待,人车的穿行,偷拍的风格,给人一种探求的欲望。这种窥视感极强的镜头非常适合那些神秘封闭的国度,在这个镜头里,黑色的伊斯兰教袍包裹着女人的身体,不用太多镜头,你就知道身在何方。

贾法·帕纳西在自己的车上安装了一台摄影机,好像某个真人秀节目似的,他可以用这台摄像机来窥探伊朗人。但是,有趣的是,这部电影或许并非真正的“纪录片”,正像里面的某个乘客突然认出了导演,并且自负满满地说前面的桥段都是电影表演的一部分,你一时分不清这是“纪实”的还是这个乘客的表演也是“桥段”的一部分。要论布莱希特的“间离效应”,这部电影是很好的教科书。

以串联的形式将“路遇故事”串联起来,创意如此简单,但是每一个桥段都是匠心独运,出租车上出现的第一个故事,是两个拼车的乘客——一个扬言要将小偷处死的青年男性与一个女教师的争执,他们争锋相对,言语犀利:

 这场关于死刑的争拗,竟然牵涉到中国,电影一开始就与阿巴斯拉开了距离。强烈的政治性和现实性,但是绝不缺少戏剧性,男青年下车后告知女教师:我的职业是小偷。这个结尾将前述的争拗带来了“间离效应”,男青年的说话动机,是出于对女教师的刻意反讽——反讽其教科书式的面孔和立场,还是他的确是干“那一行”的,身份的卑微卑贱常常产生逆反式的自嘲,这些留白之处,留给观众的空间极大。

第二个出场的人物是一个碟片贩子,他声称认识导演,有趣的是,碟片贩子正要去完成一次销售,这段关于电影本身的对话耐人寻味。

 地下书籍和地下电影是一个全世界通行的文化现象,尤其是封闭的、极权的国度,文化禁锢恰恰助长了地下流通,这个来自伊朗的侏儒“片商”,从来不感到自卑,他甚至将自己称之为“文化传播使者”,让我想起了《飘》中在南北火线中穿行做生意的白瑞德。导演对片贩子将自己称为“合伙人”非常不快,而电影的奇妙在于:在一个奉行文化钳制和禁锢的国度,台面上的导演和地下商贩恰恰不得不成为“合伙人”,正是这些碟商将最新的电影资讯带进这个国家,而表面上冠冕堂皇的伊朗政府其实也控制不住这些无孔不入的碟片贩子,只有不自由的国家才会出现大规模的文化“地下交易”。包括伊朗艺术大学的学生,他也不得不通过碟片贩子获得最新的电影:

 看得出,学生对“金基德”非常陌生,不过,贩子给了他另一部黑泽明的,学生便听懂了。在一个禁锢成性的国度,一个贩子都可以做大学生的启蒙教师。

 萌蠢可爱的伊朗大学生,让我萌生了潜伏到伊朗干一票碟片买卖的念头。只是不知道伊朗的互联网是否能够轻松下载,需要考证。

 我不太喜欢这个片段,一个车祸受伤者上了出租车,跟随而进的一个女人嚎啕大哭,男人让碟片贩子帮忙录遗嘱,遗嘱事关某房产的归属,看得出这是个暖男,他要把房子留给妻子,录像是为了避免他兄弟的争夺,这桩在出租车上完成的房产继承遗嘱,太“血腥”,太夸张,碟片贩子不知所措,满腹狐疑地看着眼前这出“戏”,不知是真实发生的意外事件,还是导演安排的又一桥段,以及安排这一出“戏”的意图。或许,导演只是用这个来表达一种电影观念吧:这些跳脱生活轨迹的“意外”,太像戏反而失真。而那个碟片贩子本身是不是桥段之一,又是悬疑,导演安排了三个层次的悬疑:一个层次是受伤者,是否戏剧安排,悬疑;一个层次,是碟片贩子本人是否戏剧安排,悬疑;最后一层是导演本人扮演出租车司机,本身就是戏的一部分,却仿造出一种真人秀的真实感。这是非好莱坞的构想。

 导演的“侄女”的出现给电影带来了全新的感觉,这个话唠的女孩正准备完成一个拍电影的任务。而正像电影中女孩所复述的,老师教她拍电影要满足“女性必须佩戴面纱”“男女不得有任何接触”“不能表现悲惨的生活以及暴力的镜头”“正派角色禁止佩戴领带”“禁止使用波斯语姓”“尽量使用先知的名字命名”等条件,才能在学校的游园会展出。这简直是关于伊朗电影和电影导演处境的具体而微的寓言。从一个初学电影的女孩口中出之,导演的反思力道和批判力道颇有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效果。电影审查很可能不是某个机构的事,而是教育、文化、体制,甚至“自律性”要求彼此合谋的事。这段对白给女孩子视角的后续拍摄镜头带上了反思性色彩。女孩拍到一个街头流浪男孩捡到了一个新郎的钱,她以为撞到了老师嘴里的好题材,她开始现场导演,要男孩将钱归还,她只要拍下这个镜头,就可以完成一部精彩影片。可是男孩子犹豫不决,最后错失还钱良机,女孩子失望之极。这个小小片段是导演批判性思考的延续:电影真实永远不能依赖“导演”来完成。生活、生命的丰富性也永远不是条条框框和基本教义可以掌控。遗憾的是,我们总是希望用“正能量”来规训后代,而从不深究“正能量”在多大程度上成了一种规避真实人性的谎言。

 在下个镜头里出场的是一个律师,她正准备去监狱探望一个因去看球赛而被监禁的女孩。按照伊斯兰教规,女性无权观赏球赛。显然,导演和女律师不是一面之交,他们彼此理解彼此的处境。

 女律师捧着一大把的玫瑰去监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精彩的设计。律师将玫瑰分了一枝给导演的话唠的侄女,还有一枝给了导演本人。这段内容毫无疑问是冲着伊朗政府和宗教极端势力而去的,完全可以想象这部电影在伊朗可能遭遇的境遇。我关心的是导演如何处理这枝玫瑰,不能不佩服导演的功力,玫瑰被放在了前档玻璃前面,下一个画面,导演和侄女准备去找将钱包落在车上的两位老太太,他们下了车,不一会,我们看到一辆摩托车疾驰而来,一个男人向着镜头奔跑而来:

 两个黑衣人,他们是谁的人?在摄像头被拔掉的彻底的黑暗里,有这么一句对白,你就明白一切了:

“我没找到记忆卡!”

这里没有玫瑰,只有黑暗,真实,是一种需要抹掉的影像和声音。所有那些深锁的国度,都害怕这些真实的影像和声音。在他们看来,电影和历史上那些禁书一样,会扰乱人心,颠覆权力,他们喜欢虚假的“真实”,或者钦定的“真实”,他们从来只让符合他们的价值观的电影获得“玫瑰”,而那些给被监禁者的,给反抗者的,给勇于发出声音的人,他们的唯一本能,就是从精神乃至肉体,让其消失。

这样的影片,也许不需要多大的投资,因为精神的自由超越,从来不是依靠金钱的投入而必然能够完成。这给了那些深处困境的的电影人以莫大的鼓舞:投资从来不是决定电影质量的唯一因素,创造性和思想性,才是电影真正的财富。

我唯一不满的是,这部电影也许是处于被压抑状态下不得不发,话题敏感,直接,某些段落仿如政论,不免有太过“直奔主题”的嫌疑。类似的电影还有《聚焦》。我喜欢象征化的表达。或许贾法·帕纳西的《出租车》是一趟穿越伊朗的象征之旅,或许这里出现的每一个人物,都是伊朗社会的缩影或者某个象征,但是,一辆出租车的视角仍然不免是局促的,要从出租车里“走出来”,进入到更为广大深厚的伊朗人精神的腹地,可能需要更少的对话,更多的镜头,而不是从车窗摇晃而过的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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