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鸿祎第一次创业就进了派出所

标签:周鸿祎

访客:17959  发表于:2013-10-17 17:18:52

周鸿祎第一次创业就进了派出所

20世纪80年代末,个人计算机开始普及,软件业在计算机行业成为不可缺少的部分。面向对象技术获得极大欢迎,终于成为90年代软件界最大的热点。随着发展,这一技术形成了OOP(面向对象编程)、OOD(面向对象设计)、OOA(面向对象分析)等多个维度,成为完整的软件开发方法学。此外,集成工具和CASE技术取得长足进步;图形技术迅速提高,多媒体被炒得沸沸扬扬。而这一切在国内的发展有了一个新的契机: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这一年,周鸿祎大学毕业了,开始念研究生。此后,出现了一波更大的创业潮。周鸿祎以一个在校生的微弱力量,也奋不顾身地投入进去了。

电脑小狂人的第一次中关村之行

大四的时间基本上就是实践。他开始到外面的公司学习攒电脑——第一次觉得离“电脑公司老板”的梦想这么近!但他靠近梦想的方式比其他同学迅猛!

他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主要在西安的公司里实习,而是直接去了北京。

第一次去,他不知道怎么办汇票,也不知道怎么去知春路,更不知道怎么去中关村办航空托运。很少有人愿意干这些事,更别说搬箱子、接货、送货这些力气活儿了。但周鸿祎很有兴趣,他坐火车跑了好几次北京。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在北京逐渐不露怯了。哪个牌子的激光打印机什么价,他一清二楚,还学会几句黑话,貌似很老到的样子。

总的说来,他的大学四年过得很紧张,每天白天上课,晚上干活儿,夜里两三点才睡觉,全然不顾身体健康受影响,谈恋爱就更没时间了。

可是本科毕业后是读硕士还是工作,他又迷惘了。后来,他挑了个管理学院学管理,原因是:既然自己的梦想是电脑公司,总该学点儿管理学。毕竟自己在计算机专业上的实践不少了,毕业时类似的工具和产品做了四五件了,毕业设计也很成功。

夜黑风高研究反病毒

当时病毒研究已经出现了,但还没有江民,只有瑞星。看了一本《计算机反病毒研究》后,周鸿祎决定研究反病毒。这个想法遭到很多人嘲笑。西安当时的环境虽然闭塞,但同学们都踌躇满志。即使这样,他们也觉得周鸿祎的“反病毒卡”没啥意思,也不可能做起来。

同时,他在研究生同学里物色了两个合作伙伴,其中一个是石晓虹(现奇虎360公司副总裁)。

条件很艰苦,一开始他们连电脑都摸不着,自己还得编码编程。后来,他逐渐减少了编程的时间,更多地做起产品经理和项目经理来。一位合作伙伴负责核心研发,石晓虹负责测试。这个阶段最有趣的应该是他们蹭别人计算机用的那些花招了。

他们成天盯着机房,一看别人走了机位空出来就赶紧占上。机房的老师像防贼一样防他们。有的同学禁不住周鸿祎的苦苦哀求,把自己导师的电脑借给了他,有的后来干脆被他拉过来入伙。再后来,居然有同学主动申请帮他做程序。

借电脑给他的同学常常晚上将他锁在实验室,这样他就能干一晚上活儿,天亮再爬出去回寝室睡觉。管理宿舍的大妈、同寝室的同学和他难得打一次照面。

周鸿祎有一个癖好:到处拷软件回去研究。在帮一个老师的活儿干完后,他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准备把自己偷偷做的那些反病毒软件拷回去,再拷些别的“高级”软件以便编程使用和跟别人交换“高级”资源。糟糕的是,后来那老师发现词库被他们拷走了!

产品还没做出来,派出所倒是进去了

老师本来觉得付钱给他们就亏了,这下子抓到了把柄,干脆到学校公安处举报了他们,说他们在偷偷制造病毒。学校那段时间刚好丢了些硬盘、网卡、CPU和其他硬件,几条举报信息合在一起,公安处把破案的焦点落在了周鸿祎身上。这也难怪,他们昼伏夜出,全校有电脑的地方他们基本都去过,调查者很容易找到线索。

于是又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突然来了几个公安,周鸿祎被带走了。

经过几天的折腾,公安查不出个所以然,周鸿祎也跟公安混熟了,公安让他出去不要乱说,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历经磨难,最终得奖后,周鸿祎感慨万千,也一直心怀感激。

从象牙塔走到现实世界

没有《硅谷热》,周鸿不会那么早建立起正确的产品观。没有产品观,他就分不清技术人员和产品经理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因为建立起初步的产品观,他才知道需要走出象牙塔,将自己放逐到社会的广阔天地中去。

反病毒卡做出来,还获了奖。但是周鸿祎没有止步于此。此时研究生一年级结束,他的想法也变得成熟些了,开始想着怎么把反病毒卡卖出去。

《硅谷热》,他反反复复读了很多年。与这本书的渊源,始于1991年周鸿祎坐火车去上海实习的路上。带队老师带了这本书在路上看,周鸿祎很自然地接触到了另一个世界。那是一个他没有去追求的世界,一个要出国才有可能亲身体验的世界。虽然是以文字的方式,但这个世界里的一切都让他入了迷。

《硅谷热》这本书于1984年出版,虽然没有涉及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个人电脑革命和90年代更加壮观的互联网浪潮,但即使在今天看,其内容也没有过时。无论是风险投资、生态特性、生活环境还是高度的竞争氛围,都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对应、参照和可供借鉴的地方:惠普创始人维修示波器的车库,微软的温馨小屋,仙童那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造出CPU的灵感,英特尔那个天才流淌的酒吧……

《硅谷热》在全世界点燃了人们对硅谷的狂热,自然也包括中国。科技原来如此浪漫,创业原来如此豪迈!

那种个人英雄主义,把早已埋藏在周鸿祎心里的对自由和创造的渴望砰地引燃了。自己买到书之前,他还复印了很多内容随时看,买到书后更是爱不释手。

那些改变世界的人,原来很近,并不遥远。原来这些天才跟他一样,穿着拖鞋,看起来邋里邋遢的。周鸿祎平时生活里就更加刻意模仿这种做派了。

也许,没人会知道一个“纯土鳖”的灵魂里装的净是“洋派”的梦想。其实,这种渴望几乎存于当时中国每个有志青年的心中。

虽然很难准确统计有多少人因为受到《硅谷热》的触动从而心怀高科技创业的梦想,有多少人的生命轨迹因为这本小书而改变,但是我们还是能从一些人的回忆中窥见一斑,比如王志东,和周鸿祎一样,这也是他最爱的书。

周鸿祎和王志东都不是特例,他们具有普遍的代表性。人的造化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被激发起来的热情最后变成什么——是焰火般绚烂后归于沉寂,还是浓缩成一团心火,温暖你仰望星空时的梦想,也照亮你蹒跚前行时的路?

反病毒卡后来还是在他的努力下做出来了。但是看过《硅谷热》的人与没有看过《硅谷热》的人毕竟是不同的,他明白了作品与产品的区别,明白产品的价值必须被人使用才能实现。

最开始周鸿祎并没想自己卖,他想到的是把成果转让给别的公司,于是就和西安和咸阳的两家公司分别谈了一次。实际上,那两家公司都是骗子公司,但当时他完全没有社会经验,怎么都说不过人家。周鸿祎虽然觉得对方没道理,但就是说不出人家没道理在哪里。

思虑再三,不能和自己怀疑的公司合作,他还是决定放弃。他想北京公司多,而且大学毕业时就到北京中关村打过工,就又到了北京。

在瑞星二楼的一个房间里,他一开场口气就特别冲:“我做了一个反病毒卡,比你们的好,想跟你们聊一聊。”

当时接待他的人一听这话,眼皮都没抬,就把他搡出门去了。于是,跟瑞星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以悲剧告终。

后来他去找联想公司,因为不认识人,就直接到了联想中关村的门市上。

联想公司当时在中关村有一个很大的门脸,跟四通挨着。但是跟周鸿祎接触的都是中低层的员工,他给人家演示,人家也觉得很好,但是人家说联想没这个业务。他找不到中高层的人洽谈,自然也就无法合作了。

后来,他和晓军电脑联系上了。周鸿祎其实也没想漫天要价,心想几万块砸出去,能换回两部电脑来也行,让自己以后不用再四处借别人的电脑用就可以了。

但是谈来谈去,晓军电脑的条件都太苛刻了:技术给他们,产品也给他们;至于钱,要等他们做了之后看情况再说。再傻的人也能看出这事不靠谱,何况是周鸿祎,他赶紧闪人了。

就这样在中关村跑了一段时间,他的感觉很糟,最后没有办法只能回到西安。他心想,实在没人做就自己做。

学校和西安周边地区就由周鸿祎自己去推广。

在学校里贴海报的方式效果非常有限,只卖了几十张卡。而且这几十张卡也给他惹了很多麻烦,因为卡装到用户的电脑上和在他自己的电脑上不是一回事。

这里面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开始疲于奔命,随时要去给用户做售后服务。

做售后服务的过程中,他免不了被人骂,也只得老老实实听着,谁让他收了别人的钱呢。当然,经过“病毒门”的洗礼,他的心理素质已今非昔比。

负责销售的公司帮他把卡卖给了一些厂矿企业,使用中出了问题他也得过去解决,这个过程对他帮助很大。虽然反病毒卡没有取得硅谷那些人的辉煌成就,几乎是款失败的产品,但是他从中收获的要比钱有意义得多。

当时给他做代理商的公司叫西安凯特,现在也是一家上市公司,叫西安博通。这样一个公司愿意给他做代理商,他学到了很多书本以外的知识。

谈判的时候,周鸿祎认为,对方是代理商,自然自己应该占大头。但是一张卡至少三四百元的售价,对方给他的进货价只有99元,只是个零头。

当时一张卡成本为50多块钱,还不算人工费。周鸿祎当时怀疑他们是不是想钱想疯了,不然怎么会给出这个价来。对方什么都没干,就是帮周鸿祎卖东西,怎么能拿大头呢?还是好几倍的大头。不过这次,他没有马上放弃,因为直觉上还是相信对方有诚意,于是压着火气继续谈,继续磨。

以上内容来自《拒绝平庸:周鸿祎和他的创士记》中信出版社出版

(via i黑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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