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潮国家重点实验室:圈子与桥梁

标签:研究院浪潮K1

访客:53822  发表于:2013-09-26 21:56:58

浪潮国家重点实验室:学企桥梁

在浪潮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浪潮集团高级副总裁王恩东身上,有着一种学者气质——简朴、沉稳、实事求是。当记者提及面对现实的种种困难和诱惑浪潮提前两年完成还是将天梭K1 主机项目坚持下来的时候研发时,没想到王恩东会立刻表示“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我们没有捷径可走,再难也只能自己做” 研发还是要符合研发的规律,要按部就班做事,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否则早晚会出事”。

王恩东1991年从清华大学硕士毕业后,就进入浪潮电子研究所。除了第一代小型机外,他主持了几乎浪潮所有服务器的研发工作,还完成“973”、“863”、核高基课题多项,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13项。目前,除了担任设立于浪潮的“高效能服务器和存储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任外,王恩东也兼任国际信息处理联合会中国委员会主席、中国云计算专业委员会主任计算机行业协会副会长等多种学界职务。

作为浪潮高级副总裁,王恩东同时也是一名企业家。在与记者的言谈中,谈及产品技术,他必谈到产品市场的定位、介入点、回报等话题,话语中透着企业家的坚决。

2007年,科技部正式批准了首批36家设立于企业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由于浪潮在高效能服务器和存储技术方面有比较好的研究基础,并且有积极的创新热情,成为当时IT企业中唯一一家获此批复的企业。浪潮国家重点实验室主要从事高效能服务器和存储领域关键和共性技术的研究,目前已成为我国高端服务器和存储的重要研发平台。

两个圈子一座桥梁

桥梁,是王恩东给这个实验室的一个标签。

在中国古代,社会曾被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或者圈子。在王恩东看来,即便到现在,社会上“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的状况并没有削弱,像科研机构和企业这两个圈子之间,就是泾渭分明。多年与学术界打交道、沉浸在学术和企业两个圈子中,王恩东深深体会到了融合这两个圈子的困难。

除了圈子文化的影响外,王恩东认为,原来无论国内科研机构还是企业,创新能力都比较弱,这也造成两者之间很难找到结合点——高校还在研发IBM、惠普已经做成熟的技术,国内企业没有理由再找高校合作;同样,企业对研发机构也提不出自己的需求。这让两者之间的合作变成“空对空”。

“这中间就缺乏这么一座桥梁。”王恩东说,“浪潮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设立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原来,在这个“国字头”实验室的学术委员会中,委员们都来自国内最顶尖的学校和研究机构,委员本人就是这些机构的学术带头人。这些“学术大牛”们不仅协助实验室制定研究方向和实施举措,更为关键的是,他们了解国内计算机和存储领域研发力量的分布情况,这些宝贵的信息原本对企业是“隐藏的”。这样,只要企业把产品需求转化为一种技术需求提出来,就能通过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的人脉,找到相应的研发力量,从而协助企业来解决技术问题。

这座桥梁在天梭K1主机的研发中成为制胜法宝。

不了解服务器行业的人可能并不知道,在银行、电信、能源、交通等行业的后台,使用着一种名为“主机”的大机器,这类机器的台数不多,但作用重大,因为上述这些行业的关键业务和关键数据都在这类机器上处理。这类机器的核心技术主要掌握在美国企业手中。IBM在上世纪60年代花费50亿美元巨资,最早研发出这类主机。这类产品对国家安全和企业竞争的作用不言而喻。因此,其核心技术,像开机cache一致性协议、处理器互联技术都是美国禁运的,连技术咨询都是美国政府所不允许的。有国内企业找到国际企业商谈合作或想通过收购来解决一部分主机的技术来源问题,不仅遭到拒绝甚至被美国国会冠以“威胁了美国安全”之名。事实表明,这是一条没有捷径可走的研发之路,要做必须靠自己。

“十一五”前后,我国政府开始坚定地支持主机的研发。在“高效能服务器和存储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落户浪潮后,王恩东他们认为做这件事的时机成熟了,于是紧锣密鼓开始了天梭K1主机的研发。

研究伊始,实验室的学术委员会就在关键技术方案论证上发挥作用,并协助浪潮找到国内相应的研发力量,这些研发机构原本并不从事这些技术的研发,但学术委员知道他们具备相应的研发实力。最终研发机构与浪潮一起攻克了核心技术难关——设计出开机cache一致性协议,对协议进行了上千万次的仿真和验证;基于协议开发了芯片,这种芯片可以让1TB数据在几秒钟内通过,并能保持数据的一致性,在此之前,世界上只有5家企业能设计这类芯片。

如今,在浪潮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委员会中,已经产生了两位科学院院士——北航的怀进鹏院士和北大的梅宏院士。可以预见,在这样的运作机制下,会有更多院士和核心人物出现。

长工与地主

“长工把地主请到了田间地头来监工”,这是浪潮内部的一个形象比喻,说的是浪潮国家重点实验室研发天梭K1过程中,实验室主任王恩东坚持要请一家客户参与进来的事。

“我们认为这么大的项目、这么重要的产品,既然金融、电信是它最大的市场,就应当把用户拉进来,让用户跟你讲,他们需要什么产品,怎么才能用起来。”王恩东解释当时主机的想法时说。

实际上,天梭K1这类主机面临的最大困难还不是技术,而是“用户接受不接受”。这类产品的客户——金融、电信、税务、电力个个都不缺钱,客户采用原有国外系统,可能更习惯也更放心。而且,这类主机都是封闭的,不像X86服务器开放、兼容,可被随时替换掉,它们涉及应用的移植和兼容性开发,这是国内服务器企业一直想做而不敢做的主要原因。

最终,在政府的协调下,国有五大行之一的建设银行加入到天梭K1的开发中。王恩东称,建行“非常有担当”。建行加入后,从自身实际应用场景出发,为天梭K1提出了稳定性和可靠性的一系列需求,让浪潮在设计中考虑“不停机的情况下可以更换部件,40度高温下还可以稳定运行。电源坏了,系统不宕机;某个硬盘坏了,系统也不受影响”等等问题。当K1设计出来后,建行又提出了验证方案——将原来自己两台IBM主机并行的系统,改为一台天梭K1、一台IBM并行的方案。可IBM技术又不对我们开放,怎么实现与它并驾齐驱呢?最终建行和浪潮从应用层面解决这个问题,并验证了天梭K1的稳定性。与此同时,建行还重新开发了应用,解决了封闭系统的兼容性问题。

“长工和地主的合作”,让天梭K1成为市场上可用的产品,而不是一个实验室的实验品。目前,天梭K 1在银行、政府等领域已打开应用局面,今年的销售远超出预期。

除了与用户对接,浪潮国家重点实验室天然的机制也实现了研究项目和产业化的无缝转化问题。“我既是实验室主任,也是企业管理者;实验室的副主任也是企业管理者。我们根本就没想过实验室项目和产业化的协调问题。”王恩东很干脆地告诉记者。

浪潮国家重点实验室有70多位研究人员,而研发部门有大约600位工程师。在实验室中,一些学术带头人的岗位相对固定,而另一些研究人员可以在“研究”和“研发”之间流动——实验室某个课题组做出成果要转化,这些研究人员就会“跟”到产品研发部门。在研发部门,一些优秀工程师也会被有意安排到实验室来做一个课题,使他在技术、知识和探索能力上有一个提升。

“实验室靠近知识、靠近科学,研发部门靠近用户、靠近应用。”浪潮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胡雷钧说,“研究部门和研发部门人员间的相互调配和流动,会对技术人员看问题的视角产生某些影响。”这可能是浪潮研发体系一个独特的地方。

谷歌、Facebook被神化

“科研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要养的,研发就是要赶的。”这是实验室副主任胡雷钧对研究和研发两种模式的分析,尤其侧重在出成果的速度上。

胡雷钧言语中透着诚恳和沉稳。在移动互联网这样的“快时代”中,流传着很多传奇的创业故事,但他说,实验室的研究工作并不像那些传奇演绎的一般:某天某人想出了一个点子,第二天就编出一段程序,第三天找到风投拿到一笔钱,第四天就成为一家声名显赫的公司。

“实际上,研究工作要‘耐得住寂寞’,想用几个月的努力就见成效是不大现实的,大部分课题都要扎扎实实做上一两年,才能有点像样的结果。所以,这个工作既要有一定的激情,又要有恒心。”胡雷钧说。

在胡雷钧的描述中,真正的研究是在有了点子以后,需要做大量工作去求证,研究人员要有一种严谨的求证态度。求证后,还要把点子做到原型级别。而在看到原型之前,需要付出巨大努力,工作是繁琐细致的,某个细节控制不好都会造成原型不稳定。在天梭K1核心技术如开机cache一致性协议上,就经历了这样艰苦的研究过程。

“而且研究是在探索,探索就是要在不断失败的过程中寻找新的方向。也许你在某个方向上投入很多力量,最终证明这个方向是错误的,这也是一个成果。”胡雷钧说。

但研发就不同了,它要基于某种成熟技术,做出靠谱的东西,会执行严格的项目管理制度,有进度、有对细节的把控,还有交互的标准。天梭K1的研发任务非常紧,正常的研发周期是5年左右,浪潮用了3年,这里面很多研发工作由串行改为并行。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下,“快”似乎成为一切的核心,Facebook这样的代表性公司,口号就是“先做出来”。对此,王恩东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基础战略产品(战略型装备产品)战略型装备产品和移动互联产品不同,一些移动互联产品甚至可以先拿出来让用户帮你完善,但基础核心战略型装备产品在达不到标准以前是不能放到用户那去的。他强调“研发工作还是要符合研发的规律,不能存在侥幸心理”。他打了个比方——研发就像种庄稼,玉米要5个月长出来,你非让它1个月长好是有问题的。

不过,在如今这样的快时代下,研发速度肯定是一个一直纠结研发机构管理者的问题。

除了研发速度,怎么激发实验室的创新氛围?谷歌有“20%项目”、Facebook有黑客大赛,浪潮有什么机制吗?

胡雷钧认为,谷歌和Facebook的机制被“过度神化”了。在他眼中,研发组织既不是一个按照流程、秩序组织起来的机械的生产线,也不是一个完全自由散漫的空间。它应该由研发人员的追求、热情和自律推动发展。

“实验室氛围这个词很难去解释,营造氛围,靠的是大家共同的追求和目标。”胡雷钧说。

“共同的追求和目标”也是浪潮实验室在请人方面的经验。王恩东每次出国都把“请人”作为重要工作。在环境、薪酬、企业知名度与国际大企业相比不占优的状况下,他们感觉到“找志同道合的人很关键”。如今,浪潮国家重点实验室从海外引进了Jeffery Liu、DingguoZou等高级人才,他们不单在学术上,在做事方法和风格上,像在做事严谨、不浮躁等方面,也对实验室带来深刻影响。

企业,向前!

在中国古代的士、工、农、商之说中,工和商被排在最末,这体现了古代对工、商业者的轻视。在如今很多企业管理者看来,这仍是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之一,社会不重视企业,更谈不上重视企业创新。

虽然“十二五”期间,科技部开始将创新主体向企业转移,并打破此前旧的科研体系,在企业设立国家重点实验室,并在关键技术攻关层面向相关企业倾斜,但很多企业家认为,社会的思维方式和国家的扶持力度仍需较大改善。

以企业争取科研项目资金为例,现在社会上仍有一种舆论,质疑怎么还要给企业钱呢?他们认为,企业就应该自己掏钱做研发,把钱给企业,企业就会当成利润!

“这话是对的。”王恩东平静地说,“但你要看根本——这笔资金投入钱有没有推动到企业创新。对于企业来讲,所有的研发投入都来自毛利。企业盈利1亿元,要投入5000万元做研发,可能股东不同意,要求只投入3000万元。这时国家投入2000万元,对企业来说就是雪中送炭,会刺激、鼓励企业去创新,研发总费用还是5000万元其创新成果带来的推动力和收益一定远远大于当时的投入。”王恩东说,“如果你补助它,就会刺激、鼓励它去创新;如果你不给它,可能会降低它的创新积极性。即使是美国政府的投入,在企业也一样是毛利。专家和媒体的思维都要变。国家要坚定不移地支持企业创新。”

王恩东说,在重视企业对国家经济支撑和创新发展中,美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上世纪50年代,美国为了推动企业创新,政府给企业投入的创新资金占企业创新资金的50%以上,最高时达到59%。直到现在,这个比例仍在10%左右。在国内,目前国家对企业的平均投入还达不到10%。王恩东认为,现在这个以目前中国企业的创新现状,合理的比例应该在30%到40%之间。

“美国政府并没有在企业设立国家重点实验室,但它把企业的重点实验室或研究院当成国家项目的载体。如果中国也这么做,它是否设立国家重点实验室已经不是关键了。”王恩东说。

跨界学术和企业界,王恩东更深刻体会到企业科技创新的艰难。他认为,企业是国家经济和创新发展的支柱,如果国家要在发展和创新中实现飞跃,确实需要更进一步地推动企业向前。

评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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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李大龙 不看好国内的学术研发力量,写论文行,其次是吹NB行,玩真的,没几个行的

      回复[0] 2013/09/27 13:37

    1. 张庆卓 高校还在研发IBM、惠普已经做成熟的技术,国内企业没有理由再找高校合作;同样,企业对研发机构也提不出自己的需求。这让两者之间的合作变成“空对空”。高校里充满了砖家和叫兽,有多大的精力在搞科研呀。王总太抬高国内的学术界了

      回复[0] 2013/09/27 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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