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力量:寻找意义与共识(二)

标签:管理社会创新社会力量

访客:29010  发表于:2013-09-18 10:06:44

同情之心:凝聚新的社会意义与价值

在汶川地震4周年纪念日上,有网友在互联网上吐槽:“4年过去了,灾区重建的详细账目清单还没有出来。我真的、真的很后悔,后悔当年发动公司所有员工、以及公司为灾区捐款时,把公司及员工们的血汗钱捐给了红十字会。我佩服王石当年的睿智和远见,他早已深谙没有约束和监督的捐款终会变作美美们的爱马仕、玛莎拉蒂,会变成1万元1餐的工作餐,会把很多、很多领导变成干爹。回过头来看,王石只是在错误的时间说出了一句正确的话。”

这一段顿悟,可以反映这短短4年来,中国正在成长中的社会公民对捐款的志愿性、捐助资金的使用、监督等各方面的进化与思考,也反映了政府支持的慈善机构在商业化后对社会同情之心的巨大伤害。事实上,从表1看,网络将各种社会现实的冷漠与温暖、讹诈与关怀都清楚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在各种“人肉”与讨论中,权力开始低下傲慢的头,逐渐开始接受公民的查询;各种社会组织也认识到运营的透明度是接纳更多利益相关者资源的前提;而各类公民也逐渐认识到各类社会需求,开始激发出同情之心,通过各种探索逐渐承担社会责任,尽管这类探索还在初级阶段。微力量:寻找意义与共识(二)

公民在这种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中如何思考其意义与价值?“行动识别理论”(action identification theory)从认知角度提供了部分解释:任何行动都可以用不同方式识别,体现了对行动信息处理的不同抽象水平。当人们采用较低水平的识别时,会较少地思考行动的意义与价值,而围绕着具体的、与“怎么做”相关的细节展开行动。例如朋友在平常的聚餐时,想的更多的是餐馆、菜单、价格。而人们处于较高水平的行动识别时,则会考虑行动的多个动机及更大的结果和意义。例如在慈善筹款晚宴上,想到的是如何通过合适的菜单激发与会者的同情心,为某项社会目标募集更多的善款。

有趣的是,研究表明,当政府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时,会降低社会的同情之心,使人们对募捐等社会慈善活动处于较低的行动识别,例如欧洲国家有较高的社会福利,但富豪只愿意捐赠9%的财富;而美国秉持低税收、小政府、大社会的建国以来的制度,富豪却将21%的财富捐赠给慈善机构。

在人们的想和做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根据行动识别理论,人倾向于采用高水平的识别,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当理想容易实现时,做的更多;而当理想很难实现时,则会倾向于从较低水平重新识别行为,做少一些。高、低水平的行动识别倾向之间可以互相迁移,从而实现对行动控制的调节作用。

当有多种识别可能时,人们往往倾向于采用因果效应、社会意义、自我评价和其他居于最高水平的识别层次来认识行动。例如加多宝在汶川地震中捐款1亿元,使人们在饮用王老吉饮品时,产生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的崇高感(高识别),由此带来的口碑效应迅速提升了销量。对于创业者建立社会企业来说,从同情之心出发,可以帮助创业者从高层次识别个人和企业的行为,从而获得更大的社会认可和支援。正如《圣经·赛亚书》58章所说:“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

德鲁克十分推崇非营利组织,认为它们才是管理学上的先锋,是美国社会最大的价值创造者。因为非营利组织在提供商业利润以外,提供了社会服务这个更重要的产品。社会服务以同情心为基础,具备很高的意义与价值,提高了行动的识别水平。尽管这个意义与价值在很多情况下不能够用现金来衡量,但是它为人类的各种行动添加了使命与情怀,为社会提供了凝聚力和创造力。

运用行动识别理论来看中国的社会行为创新,在整体、系统等高水平创新难度较大的情况下,微创新、微公益、微力量更可能在中国得到蓬勃发展,更能影响同情之心。例如中国平安在“爱心公社”公益微博上发起主题为“一次转发一瓶水”;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为了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每天能吃到一个鸡蛋,举行“一个鸡蛋的暴走”的微公益募款项目;其他如“随手转发帮助贫困大学生”、“随手转发爱心资助孤儿”、“随手转发帮助大学生勤工俭学”等微公益传递活动均得到广泛参与。

对社会创业者来说,从行动识别理论的角度看,具有高行动识别水平的人有更高的同情之心与怜悯之心,更倾向于成为社会创业者。高行动识别水平更亲近社会,对需要帮助的人会表达出更多帮助的意愿和实际行为,愿意与他人建立共享目标,采纳他人的立场,产生移情体验。他们在行动时能考虑多个因素及更大的结果和意义,倾向于根据因果效应、社会意义及内隐的自我描述来考虑自己的行动,能明确识别并试图控制那些影响后果的行动。在寻求创业机会、进行企业推广时,这些有高同情心的社会创业者通过与他人比较、了解他人看法、自我回顾等方式收集信息,从而更好地了解自己和创业机会。从表2可见,许多社会精英与社会创业者已经开始利用微博等传播工具,将微公益活动的社会意义进行升华,提高行动识别水平,吸引更多的人参与。

行动识别理论也揭示,我们目前的社会创新,其实才处于“启蒙阶段”,高度互联时代带给人们新的思考角度,唤醒个人的同情怜悯之心,启迪新的公民意识,建立新的舆论空间,也凝固起新的社会共识。其作用也主要表现为对政府提供压力,从而推动政府提出新的治理方案,但是离自己自觉地提出新的创新解决方案还有很大的距离。但不管如何,这些新的公益活动不同于以往自上而下、以政府指令为中心的传统集体行动,而是真正出自自我善心、自下而上的草根运动。这些微公益与微力量会在未来组成公民社会的滚滚力量。

针对“随手拍”所引发的隐私权的争论,网易编辑评论道:“无论是拯救日渐式微的公共道德与良知,还是提高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与活力,‘随手拍’都不失为一次公民意识的启蒙,一次公民能力的训练;但是生活在法治社会中的人还应明白,爱心需要激情,同样需要理性,高涨的爱心只有在遵循规则、考虑周延的理性轨道中,才能到达当初期待的彼岸。”这也说明,度过初期的“启蒙阶段”(或对政府“施压阶段”),社会创新才能真正进入到“理性行动阶段”。


展望未来:从微力量到正能量

如果我们用一个10年长时段的望远镜看待社会创新,遥想2022年的未来,这又会给我们多少激动的正能量?

微力量:寻找意义与共识(二)


2022年,政府终于全面开始重视社会的同情之心,《慈善法》、《基金会法》早已出台,为社会组织解决了长期困扰的资金渠道问题,各种捐助人在享受捐款资金税收优惠的同时,也可以更好地将自己的意见、解决方案融汇到资金的使用、监督中,贡献每个人的正能量。民间基金会、智库大量涌现,有些基金会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输出的代表,例如孔子基金会成为国际汉字传播的主要力量;胡适研究会成为沟通两岸、消除政治体制藩篱的先导;私立大学以独树一帜的教学模式与国立大学抢夺优秀生源

2022年,财政管理更加透明,政府之手与大型慈善机构全面脱离,同时全面鼓励各类草根社会组织自己募集基金,创造性地解决社会问题。有的地方政府向奥巴马政府学习,在民政部门开设社会创新与公民参与办公室,成立专门的社会创新基金,通过与民间紧密合作的模式,推动第三力量的发展。

2022年,随着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经济基本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开始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超过50万中国家庭拥有100万美元以上的可投资资产。许多创业家已经摆脱了生存型创业的需求,而将更高远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创业目标放在第一位。社会组织的登记与工商组织一样,采取直接登记政策,方便快捷,造成民间组织蓬勃发展、相互竞争,熊彼得所说的“创造性毁灭”时代真正来临。同时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日益严重,虽然政府通过提高高收入阶层的所得税与房产税,增加了福利分配,但对教育、医疗、老人健康护理、边穷农村地区的投入缺乏,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创新模式在这些领域可以大展拳脚。

2022年,大型慈善机构面临草根组织的开放竞争,也开始积极变革,不再花36亿元去建奢华的灵山梵宫,而是像台湾佛光山一样提倡“人间佛教”,以“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为信条,回到组织的基本使命上。正如德鲁克在《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中所告诫的:使命陈述是组织创新的根本,“使命陈述必须是切实可行的,否则就只是良好的愿望而已。使命陈述必须着眼于组织机构确实计划采取的行动,然后加以贯彻落实,使每个组织成员都能明确地表示:这是我对组织目标的贡献。”。

2022年,全球环境问题更加严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污染治理、再生能源等各方面差距进一步扩大,各国政府广泛地与各类社会组织合作,寻找各类创造性的、可持续发展的方案。所幸的是6G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将实时在线与通信的成本降到几乎为零,云计算普及到随时随地,技术进步带来新的商业模式,催生新的组织和新的服务。全球各个产业都经历着从纵向整合到横向整合的聚集与转变,内容媒体仍旧为王,但通过各类社会组织的不懈努力,优秀的教育资源(例如哈佛的课堂),可以直接传送到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学校;而中国宇航员登陆火星的喜悦,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可以让每个地球人直接分享。我们习惯的种种常规性管理工具和竞争方法,在这些新技术、新平台的“威胁”下黯然失色,社会创业家在其中成为“创造性毁灭”的明星。

如果能憧憬这么美好的未来,为什么不在今天社会创新的各个前沿开始努力呢?
(原文刊载于2012年11月20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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