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安全沟通

访客:17371  发表于:2013-04-27 15:24:42

[起因] 昨天坐在校车上,想到如何培养信管学生表达沟通能力这个问题时,我想起了在大学时,教育学老师讲的一个案例,讲的是一个数学家,学问做得很好,但是就是上不了讲台,一上讲台就怯场,什么都讲不了。由于当时这个案例很有代表性,引发了我的很多思考,也给了我“想上讲台,必须要克服自己的“一在公众场合讲话,脸就红,腿还发抖”的毛病”的信心和决心。所以,至今我都记得这个案例。但至于那个数学家的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了。但想起当时老师说的是一个家喻户晓非常著名的人,于是我开始推理,那个数学家是谁,首先我以为是“钱学森”,于是用手机搜索“钱学森现象”。这一搜,发现了另外一个让我吃惊的新闻评论。
 
[钱学森现象] 法国国际广播:美国华人的钱学森现象(污蔑海外华人是间谍) http://maqiang992000.blog.163.com/blog/static/54364991200910173453764/ 里面有这样几段话,引发了我的思考: 早在上个世纪初,有学富五车的严复、杨度这些留学生,他们回国后,不是把在先进国家学到的东西来改造中国,而是力主袁世凯称帝。钱学森时代同样出现这样的问题:他的知识都是来自美国,他回到中国,奠定了中国导弹的基础 钱学森早年留学美国,学成后成为美国国防部科学小组成员,参与美军导弹设计,授上校军衔,掌握着美国的核心军事科技机密。他曾要求加入美国籍,在美国当年的一个特殊政治环境中,他对美国的忠诚受到怀疑、未能继续获得重用,便投身中共,用他掌握的美国军事科技机密,帮助中国这个共产党极权专制国家,拥有了足以挑战甚至毁灭西方自由世界的核武器。 人们不要以为华人窃密者都如同电视剧《潜伏》中的余则成,众多窃密者,不是余则成而是钱学森。他们并非中国国安部派遣的职业间谍,而是从中国来美国留学,学成后留在美国服务于高科技公司或政府部门的华人。他们的窃密行为与钱学森的回国,形式上有区别,本质上并无不同。他们甘当窃密者与钱学森回国的原因一样:爱国主义与个人的切身利益找到最佳结合点。
 
[内心冲击] 我当时很惊愕,因为钱学森对于我而言,一直是我崇拜的科学家,我眼中的民族英雄,特别是他的“钱学森之问”当时也引发了我很多思考:“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来大批的创新型人才?” 而这篇评论仿佛给了我们一个答案。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教育科研基础环境,更确切地说是我们“等靠要”的态度。比如,一有问题不是想着自己如何去解决,而是“找政府”,“引进人才”,“找领导” 我们总是把教育和科研的希望寄托于国外发达国家,大量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等着去翻译,去共享别人研究出来的成果。我们一边不断得吸取西方科研成果的营养,另一边是看着这些营养引发的各种“应用成果”而沾沾自喜,还把这些理所当然地当成“自己的劳动成果”,从而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可以“休息休息、享受享受”了。 结果,我们的高校就出现了一道奇特的风景线:“实验室,教研室空了,茶馆,宾馆,酒店满了....做科研的讨论声少了,打麻将忙应酬的声音多了...做学问的时间少了,但学生多了,口袋里的钱也更多了...主要是大家都认“学历”,为了“学历”而拉关系,在政府,在科研项目申请上,只要有学历、关系,仿佛“一切皆有可能”....(这让我想起了大学另外一位老师讲的一个案例,“聪明”的国家一旦发现其它国家有“开拓创新”人才,为了避免他在本国发生威力,进而威胁到自己的安全,这些聪明的国家一定会想方设法地用各种方法吸引这些人才,然后好吃好喝款待(其实质是闲置)人才,最后再允许别人回去,最后人才在接受糖衣炮弹洗礼后,人才不再是人才)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来创新人才,因为我们自己就不是“开拓创新的人才”,也不知道人家的创新人才是如何培养出来的,我们只是看到了创新人才头上的美丽光环,但是没有看到他们背后所付出的艰苦劳动。当然这和脑力劳动的内隐性有关,因为“看不到”,所以以为“很轻松”。这也是当年为什么有“一场围棋比赛消耗的能量与两场足球比赛消耗的能量一致”的实验结果出来的原因。 如果在我们政府,在我们的企业,领导首先是“创新型人才”,或者他通过研究历史,知道“创新型人才”是如何培养出来的,那他一定知道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
 
[静心思考] “钱学森现象”和“钱学森之问”发生在不同历史事情,一个在提现象,一个在给答案,一个在批评,一个在自省....不难看出,钱学森不愧为一个“实事求是”的科学家。“敢问”是创新型人才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 而“钱学森现象”是一个最好的“换位思考”案例,角度不同,得出的评价也不同。就好像日本的“靖国神社”,中国的“政治家”认为他们参拜就意味着“挑衅”,但是换位思考,其实可能别人并没有这样想,倒是我们的“担心”激发了对方的“反击”。

[行动:不做愤青,微笑改善] 

      我们很多城管,总觉得自己是个官,对那些小贩呼来喝去的,这个叫“管理”吗?这个不叫管理,这个叫“官僚”,如果他们也能“换位思考”,也不会跟那些小贩们“常年冲突”。 “有谁不想一早好好睡觉,起早摸黑地去摆地摊?”;“他们为什么不好好睡觉,而要起早摸黑地跟着城官“对着干”?“如果他们没有生存的压力,他们会“起早摸黑”,“对着干”么? 难道他们不是政府“城乡一体化”的积极响应者么?只是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更好,有谁能好好地跟他们说话,“教会”他们更好地城市生存之道呢? 什么是城市化?城市化的基础是“工业化”而不是“建筑美化”... 呵呵,面对“钱学森现象”和“钱学森之问”值得反省和思考地太多了... "愤青"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的方法,没有最好的方法,更好的方法需要我们共同思考和探索... 期望“钱学森现象”“钱学森之问”“四川地震的伤亡数字”能让我们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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