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力量:寻找意义与共识

标签:管理艺术第三力量中产阶级

访客:20194  发表于:2013-12-19 10:29:43

【导读】中国如何能凝聚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第三力量”?如何利用社交网络等新技术进行社会创新?

微力量:寻找意义与共识

有这样一个国家,每两个成人中就有一个以志愿者的身份服务于社会,平均每周工作5个小时左右,总和相当于1000万份全职工作的时间。如果这些志愿者领薪水的话,按照最低工资计算,其工资总量高达1500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5%。这就是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描述的美国社会组织的力量。其庞大的动员力与组织力,被称为除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第三力量”(Third Section)。

截至2009年,3亿人口的美国共有公益慈善组织156.95万个。对比之下,中国的社会组织仅有44.6万个(很多还是公办的),共618万人就业,不到就业人口的1%。中国如何能凝聚这种社会力量,如何利用社交网络等新技术进行社会创新?

【催化社会创新要素市场】

任何一项创新都离不开要素市场的发育和生态系统的形成,例如想在如火如荼的无线互联网市场创新,3G技术、传感网络、地理定位、安全控制和无线传输网络提供了技术平台;运营商开放了数据接口;创业家琢磨新的商业模式;风险投资家寻找高增长的机遇;消费者摸索新的生活方式;传统企业思量“颠覆性创新”破坏自己的领导地位;大学提供前沿技术;政府提供孵化器等创业环境同样,社会创新的爆发也需要各种市场要素的涌现、发育与成熟。

一是制度环境。在这个创新生态系统中,法律环境与政府相关的规章制度虽然处于背景的位置,但对中国当前的社会创新生态系统来说至关重要。

可以说正是因为其滞后的发展,制约了当今中国社会组织的创新与发展。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2年《民间组织蓝皮书》,中国的社会团体近年来成为增速最慢的民间组织类型,与其他类型民间组织的增速差距明显扩大。从2006年到2010年,社会团体增长速度已经连续4年呈下降趋势。

2011年7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支持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但多年来形成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垄断注册的慈善机构形成官僚化与商业化,偏离民间组织的本色,也失去了社会创新的根基。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革基层的社会管理模式,就可能无法推动整个社会的创新。

《社会管理蓝皮书》指出,中国在人口突破13亿、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和城市化率突破50%的环境下,涌现出新的社会需求、社会矛盾、社会冲突,使得一些不稳定因素日益激发,社会系统性风险不断增加。这一方面意味着原有的体制可能不再适应新的公民社会需求,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社会创新存在着巨大的空间。因此,需要政府职能不断调整,也需要各种公益组织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小政府、大社会将会是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

二是社会创业家。社会创新生态系统的各个要素不可或缺,而人的力量尤为重要。传统企业关注的是经济效益和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社会化企业则采用市场+慈善的方式解决棘手的社会问题,强调的是社会影响力。研究表明,创业者的同情怜悯之心(compassion)是产生社会化创业的核心动力。恻隐之情、对受难者/弱者的守护和爱心,使得有能力的个人超越自我意识的满足,而想方设法地通过创立和参与社会企业,来帮助有需要的人,正如《圣经·诗篇》112章所云:“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他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

同情之心与其他动机相联系,可以激发整合性思考、亲社会的成本/利益分析、对帮助减少他人痛苦的承诺,从而驱动社会创业。同时,建立有公益价值的社会企业,不仅是创业者头脑发热的产物,也是综合权衡社会制度环境,合理选择社会企业模式和价值,以求获得更大的社会认可和公益价值的过程。

作为社会领域变革的推动者,社会创业家扮演这些角色:从同情之心出发,对创造和维持社会价值(不只是私人价值)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认识到这一使命,坚持不懈地追求新的机会;参与到一个不断创新、适应和学习的社会改造过程;

大胆行动,不被目前手边有限的资源所限制;对所服务的社区与追求的结果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

三是基金会。社会创新另一股重要的领导力量就是基金会。101年前创立的卡耐基基金会,最初的一笔捐赠为1.25亿美元(相当于今天30亿美元)。卡耐基自己没有上过学,但感谢在图书馆学到的知识与技能,为此基金会一个著名的项目就是在全国建立2509个图书馆。卡耐基基金会的捐赠额是联邦政府年教育预算的27倍。卡耐基资助卡耐基科技学院(现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前身)和布鲁克林学院,还有国家科学院和大学教师养老基金(TIAA-Cref的前身)。该基金会还赞助了许多前沿的研究,帮助塑造了整个行业。

卡耐基对慈善组织机构的创新,极大地鼓舞了其他美国富翁,例如洛克菲勒,他资助了芝加哥大学。

20年后,有250个新基金会相继成立,以卡耐基的科学慈善模式为榜样,捐资总额相当于今天的320亿美元。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试图模仿卡耐基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科学慈善模式。

根据花旗银行私人银行部门的《世界财富报告2012》,全球富翁将11%的资产投资于慈善事业,由于有巴菲特、盖茨的示范,美国富翁捐助资产的比例更高,达到21%。据Wealth-X的年度报告称,中国资产10亿美元以上的超级富豪共11245人,资产总额高达1.58万亿美元。

如果政策给予这些财富以很好的基金会管理模式,相信很大部分可以回流给社会,资助更多的社会创新。例如最近上海重阳投资创办者裘国根向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捐赠2亿元人民币;高瓴资本的创始人张磊则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高礼研究院,帮助母校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端金融与投资人才。如果能像卡耐基基金会那样资助独立的教育改革研究,从民间方案和民间资金出发,可能会给千夫所指的中国教育体系(以及其他越来越尖锐的社会问题)提供新的出路,而不是让一个封闭的官僚体系被越来越多的出国留学“用脚投票”而击败。

同时,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中国城乡家庭资产总和目前已达约23万亿美元。如果有很好的渠道,相信至少有1/10可以分流到社会创新中,正如圣经《哥林多后书》9:7所言:“各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

如果社会创新的社会影响力有很好的衡量指标,个体捐款人与公司捐款人在当今的社会创新中都可以充当“社会影响力投资者”。

当然,在这个生态系统中,社会创业家是连接、组合各种要素资源的主体,领导着创新市场的发展。目前,国际上许多商学院都有开设关于非营利组织的领导力、创业课程。

中国的商学院相对滞后,与这个市场发育的初期阶段有关。上海市在2010年创办社会创新孵化园,以更好地扶持社会创业家。“公益孵化器”采取“政府支持、民间力量兴办、专业团队管理、政府和公众监督、民间公益组织受益”的模式,为初创阶段的公益组织提供场地设备、能力建设、注册协助和小额补贴等资源,扶助这些公益组织逐渐成长。

支持一个社会创新生态系统的生长,除了各个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与、正式制度的支持外,从制度的非正式角度看,更重要的是凝聚社会意义、形成价值共识。

【同情心:凝聚新的社会意义与价值】

在汶川地震4周年纪念日上,有网友在互联网上吐槽:“4年过去了,灾区重建的详细账目清单还没有出来。我真的、真的很后悔,后悔当年发动公司所有员工、以及公司为灾区捐款时,把公司及员工们的血汗钱捐给了红十字会。我佩服王石当年的睿智和远见,他早已深谙没有约束和监督的捐款终会变作美美们的爱马仕、玛莎拉蒂,会变成1万元1餐的工作餐,会把很多、很多领导变成干爹。回过头来看,王石只是在错误的时间说出了一句正确的话。”

这一段顿悟,可以反映这短短4年来,中国正在成长中的社会公民对捐款的志愿性、捐助资金的使用、监督等各方面的进化与思考,也反映了政府支持的慈善机构在商业化后对社会同情之心的巨大伤害。事实上,从表1看,网络将各种社会现实的冷漠与温暖、讹诈与关怀都清楚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在各种“人肉”与讨论中,权力开始低下傲慢的头,逐渐开始接受公民的查询;各种社会组织也认识到运营的透明度是接纳更多利益相关者资源的前提;而各类公民也逐渐认识到各类社会需求,开始激发出同情之心,通过各种探索逐渐承担社会责任,尽管这类探索还在初级阶段。

公民在这种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中如何思考其意义与价值?

“行动识别理论”(action identification theory)从认知角度提供了部分解释:任何行动都可以用不同方式识别,体现了对行动信息处理的不同抽象水平。当人们采用较低水平的识别时,会较少地思考行动的意义与价值,而围绕着具体的、与“怎么做”相关的细节展开行动。例如朋友在平常的聚餐时,想的更多的是餐馆、菜单、价格。而人们处于较高水平的行动识别时,则会考虑行动的多个动机及更大的结果和意义。例如在慈善筹款晚宴上,想到的是如何通过合适的菜单激发与会者的同情心,为某项社会目标募集更多的善款。

有趣的是,研究表明,当政府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时,会降低社会的同情之心,使人们对募捐等社会慈善活动处于较低的行动识别,例如欧洲国家有较高的社会福利,但富豪只愿意捐赠9%的财富;而美国秉持低税收、小政府、大社会的建国以来的制度,富豪却将21%的财富捐赠给慈善机构。

在人们的想和做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根据行动识别理论,人倾向于采用高水平的识别,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当理想容易实现时,做的更多;而当理想很难实现时,则会倾向于从较低水平重新识别行为,做少一些。高、低水平的行动识别倾向之间可以互相迁移,从而实现对行动控制的调节作用。

当有多种识别可能时,人们往往倾向于采用因果效应、社会意义、自我评价和其他居于最高水平的识别层次来认识行动。

对于创业者建立社会企业来说,从同情之心出发,可以帮助创业者从高层次识别个人和企业的行为,从而获得更大的社会认可和支援。

(来自《IT经理世界》,作者孙黎和丁竹君,前者为堪萨斯城密苏里大学创新与创业助理教授,后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创业研究中心博士生,原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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