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知新:新信息技术出现的社会条件

标签:社交网络社会环境新信息技术主机运算分布型网络

访客:28596  发表于:2013-01-03 11:59:45



我最近在《南方周末》读到有关电视机与互联网相连的的文章(《互联网电视:仅仅迈了一小步,麻烦就来了》,
2009-11-26)。在其他国家,互联网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和TV连上了。今天的市场上的电视全是SmartTV。将家中TV与互联网相通后,人们可以通过手机或者平板电脑控制电视,或者在TV上直接网。出门旅游,用手机拍照,回家通过蓝牙(有的是通过家中的无线网络)将手机与电视连上,就可与家人在大屏幕上看照片。这些都是平常的技术了,但我看了这篇报道才知道,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还在“昨天”打转转。

大家可以找《南方周末》的文章读一读。也就是这篇报道令我想到本文的题目。

互联网技术初期研发的社会环境

我们对互联网技术的来龙去脉都比较清楚了。但在了解其发展时,可能会忽略其社会性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先,苏联后,手中都有了核武器。光拿炸弹去吓唬对方是不行的,还需要有运载工具。苏联在空间技术上占先手,首先在1957年将人造卫星送上了天。美国连忙后赶,在1958年也将自己的卫星送上天。醉翁之意不在酒,向天上发卫星是虚,掌握核弹运载工具是实。据说,在卫星上天后美国国防部举行酒会庆祝。大家喜气洋洋,相互敬酒祝贺。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有人却提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有了远程投弹能力,双方就可以相互扔原子弹。双方国土都那么大,如何才能保证有效打击呢?那就必须能够率先摧毁对方的通讯系统。如此看,苏联人只要将美国国防系统通讯主机(Mainframe)摧毁,基本上就打赢了。

美国军方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开始拨款进行研究,试图找到一种与当时主机中心运作方式不同的形式。

在美国国防技术开发的传统方式下,这类问题一般是由各个大学和其他私营研究机构进行的。在那之后的几年内,有好几篇文论发表,提出了“分布型网”(Distributed Network) 的概念。随后,几所大学的研究人员在美国国防部的支持下开始研制。到1969年第一个分布型系统出世,这就是APPANET。虽然APPANET仅仅将4台实验中的计算机相连,但可以说这就是互联网的雏形。

我们要注意这里提出的“分布型”这个特点。就当时的直接目的看,分布型网络可以克服主机运作中“击一点而溃全部”的缺陷。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的研究人员没看到,分布型网络与多元化社会的特点是相辅相成的。

谈及互联网技术的社会性,其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是技术研发的民间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美国国防部将这种分布型网络的研究撒手(经费照拨),任凭各个大学插手进行研究。所以,在整个冷战时期,各大学利用那个网络进行学术研究、数据分享的工作,要大于国防部的使用。这项技术被下放到民间和科研界是互联网技术得以出现的关键。我们都知道,到后来,连管理DNS的权力都下放到大学和其他私营的研究机构手中

自打国防部从管理层面上撤出分布型网络的研制后,美国政府基本就靠边站了。这也使得欧洲各国也能各自开始研究类似的技术。民间以及各个大学的研究机构,许多教授、学者的参与是互联网最终成型的关键。假设美国国防部始终坚持插手分布型网络的研发,那任何研发活动都会被贴上“保密”的标签。那样一来,研制成果在各个大学、各个研究机构之间分享就会很成问题,更不要说与欧洲各国的同行的分享了。

这个假设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互联网技术没有首先(或者同时)在与美国对峙的苏联产生。美国搞分布型网络的研究没有保密,早期那些论文都是公开发表的。可以想象,苏联也应该有对相对应的分布型通讯指挥系统的研究,但却没有转化到民间,变为商业运作的载体。这与苏联的极权体制有关。换言之,在一个极权的体制下,这类“军工”项目不会由民间机构进行的。

冷战时期的中国,由于地理环境和其他组织原因,没有过度的卷入美苏的核竞争。中国虽然研制出原子弹,但也苦于没有运载工具,在面对“老大哥”的核威胁时,只好搞“深挖洞,广积粮”的防御体系,采取“诱敌深入”、“关起门来打狗”的战略方针。处于无奈,毛主席才说出“死几亿人也不怕”那样悲切的话语。另外,在五十年代有众右派捣乱,六十年代初大饥荒,六、七十年代的文革中有“四人帮”篡权,搅乱毛主席的伟大部署,中国哪里还有心思研究什么分布型网络呢!

互联网技术“商业性爆发”的社会环境

我于1987年初到美国读书。那时候,我还是在校园里用主机打论文、做政治学统计课的作业。我觉得能与其他学校里的朋友用Email(主机上的系统)联系很神奇。大概是在1991年吧,朋友告诉我可以利用一种叫“WWW"的系统地址读文字。当时我们都觉得那东西挺绝。英文是”World Wide Web”, 中文是“万维网”。中、英文的三字头的都是“WWW”。中文的这个“万维”是什么意思?用一句政治学上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多元“。

在接下来的3~4年间,互联网技术还是在大学和一些研究机构中打转转。那个时候,整个美国的商业、制造业都没有看到互联网技术隐含的商机。稍后,商界明白过味来了,巨大的资金被投入到网络上。微软的做法更是过火。将浏览器与其Windows操作系统捆绑起来,结果招致好多官司。后来1999~2000年期间,科技股大崩溃,虽然惨烈,但也显示了社会对网络技术的重视。

互联网技术发展的第二个里程碑是其运作的商业化。这也是老话题了,不赘叙。

问题是,互联网技术为什么能与多元的自由市场经济融合?因为互联网分布型的特点恰好与市场经济的多元化相吻合。反着看呢,在单一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竞争,国家全包,那互联网技术会有什么作用呢?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党和毛主席将什么都包下了,吃穿不愁。每天拿着“副食本”,到副食店去买东西,买一样,售货员就在本子上盖个章,以免你超过每月定量。毛主席和党统购统销,没有竞争(我家的副食本只适用用于我家门口那家副食店),消费者不用挑品种、选价钱。今天的北朝鲜就是一个很好的现实例子。

在互联网技术向民间伸延的第二浪潮中,中国迎头抓住了应用的机会。在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中,中国社会的消费渐渐地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竞争的出现使得互联网技术能够在中国安家。从美国和欧洲对互联网技术的研发过程中看,它们从来也没想将相关技术、编程语言等加上专利、版权等限制他人使用。这也使得中国可以在短期内在社会范围内推广、采用互联网技术。中国人很聪明,一点就通、一学就会。

互联网技术“社会性爆发”的社会环境

互联网技术及其应用的第一次和第二次爆发都发生在美国。两次突破性发展都与美国社会的多元化有关。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将互联网技术的社会应用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得到信息,进行信息交流。这一条满足的人们对信息“知晓”的需求。

第二个阶段是人们利用互联网进行操作,比如网上购物、政府网上办公、云计算,等等。

三个阶段是社交。对社交的需求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这与马斯洛的人类需求理论相似。人们在网上得到大量信息,也能在网上购物、办公。很自然,人们必然(强调这个‘必然’性)会产生在网上交友、在那个虚拟的社会中得到升华、得到承认的需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Web 3”。

互联网深入社会,变成社交活动的主要载体。”朋友“的概念发生变化。地域、事件、国家、语言都不再是交友的障碍。即便没有固定的朋友,在微博上向全世界宣布一件自己喜欢的事,也行。人类有无疆界社交的需求,而互联网提供了场合。必要性、可能性带来互联网技术的应用第三次爆发。

那么,为什么互联网社交化再一次首先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发生呢?第一,从美国的情况看,其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信息自由传播(言论自由)。第二,受自由新闻法案制约,政府运作的数据必须公开。上述第一条,道理简单,不多议,只看第二条。

政府是一个国家里社会资源分配与再分配的机构。所以,无论是在信息的横向交流中还是在信息的纵向交流中,社会发展的基本信息都由政府掌握。特别是有关社会整体发展的信息,政府的信息最具有权威性。这种权威性要求政府在进行资源分配与再分配过程中,公开其运作以及其他社会发展中产生的信息。否则,信息交流就会中断。在实践中可以看到,如果政府仅仅有选择地公开运作信息,谣言、猜测就会漫天飞。

另外,由于政府运作是基于社会对其合法性的承认,政府就有责任和义务公开自己运作的数据。一个极权的政府在理念上尚不能达到这个高度,将自己手中的数据视为“保密”。这样一来,这个类型中的政府往往会采取各种措施,阻断信息交流。在这样的环境中,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上不会有突破。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社会发展变化快,信息交流量巨大。从技术上看,中国的IT人才世界上都是顶尖的。从微软和谷歌两大公司中中国裔雇员人数即可看出这一点。在国内的技术力量更是强大。但因为缺乏新技术产生的社会环境,使得中国屡失领导世界潮流的机会。在过去的几年中,互联网技术又派生出许多新的技术,比如云计算、虚拟网络、移动技术,等等。这些“新”技术实际上并不新,而是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变化。但即便是不同层次的应用,也是由西方国家开始。

极权环境遏制新技术出现

最近,《南方周末》刊文,评论美国的Kindle是否能够顺利进入中国市场。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说:”在谷歌输给百度、MSN败北QQ之后,全球第一大网络书店、美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亚马逊最近带着电纸书Kindle来了“。#对于一个不知道背景的读者来说,读了这段文字后可能会真会以为谷歌在中国市场竞争中败给百度。其实,谷歌退出中国市场是因为中国的国情不容谷歌那种促进信息自由流动(!)的系统与设计理念。

谷歌退出中国后,除了Gmail之外,谷歌免费提供的其他服务诸如 Google Drive(文档处理分享)、Google Sites(网站)、Google Voice (电话服务)全部被挡在中国国门之外。其实,谷歌提供的这些服务,在技术上已不是秘密。谷歌退出后,国内的公司完全有能力推出类似的国产系统,让中国广大的网民们免费享受这些服务。那么,为什么至今还没见这样的国产系统出现呢?这后面,除了政治问题,还有其他方面的障碍。比如,中国的电讯系统还是由国家垄断的。那么电讯系统能够让谷歌或者现在的百度在中国向电讯系统延伸吗?本文一开始提到的TV与互联网技术的融合就遇到这样的阻碍。

谷歌还在美国首先研制无人驾驶汽车的设备,并已经在几个州得到上路的许可证。在中国的环境里,如果百度想研制类似的设备,能到国家批准吗? 百度可能连想都没想过这个问题。

以谷歌那个免费的”网站“功能来说吧,一般能读文字的网民,几分钟内就可以建立一个自己的网站。虽然没有自己的域名,但在其他功能上与一个真正的网站是一样的。但是,网站被视为一种文字发行的方法。在中国,所有“发行”功能都是由社会权威统管。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会有公司来研发并免费为广大网民提供网站服务。

我在这仅仅用谷歌为例。其他公司和技术发展的例子很多,不赘述。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了,不但在IT技术方面没有研究出能够引导世界发展的系统,就是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这与中国大学和各个研究机构的水平有关。从今天各个高校从学生到教授搞剽窃的势头看,哪里还会有人专心搞研究、开发呢。不过,这与本文的题目无关,不多说。

社会权威能够控制信息传播吗?

凡是企图控制信息流动的社会权威,都在理念层次上对信息的流动有三个没搞明白的问题。第一,信息仅仅是社会现实的反应。第二,控制信息流动的负面作用大于预期的效应。第三,在互联网技术已经渗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胞之后的今天,对信息的控制是不可能的。其中第三点最有趣。因为技术上做不到,就没有必要谈其他问题了

这里面还另有一个有趣而且微妙问题:社会权威往往误将技术上的局限性(或称不可能性)当作控制的力度不够。在今天,除了北朝鲜之外,世界上还有十几个国家对互联网的内容进行审查并过滤。从各国的情况看,审查过滤的目的和内容各有不同,包括宗教、色情、犯罪行为、保护政治体制,等等。从成功程度上看,北朝鲜是最成功的。在其他例子中,只要开放互联网技术,就不可能是部分开放。

如前文所述,互联网技术的原初设计,就是一个没有“核心”的系统,而“审查过滤”本身意味着部分开放。但从运作层面看,审查过滤基本上都不成功。审查过滤时,用人工来决定哪些图片、文字必须过滤掉是不可能的,因为信息量太大。用计算机来进行,除了速度快一些,审查过滤的水平更差。就中国的情况来看,语言文字十分复杂,同音不同意,同意不同形,不同音不同形的字偏偏又会同意。文字过滤基本失败。在网上曾出现过一篇内容敏感的文章。全文100%是错别字,但只要读出声来,就能知道文章的意思。就图片的审查过滤来说,效果更差。以色情内容为例,计算机几乎不可能被用来识别什么是色情图片,什么是健美广告;什么是淫秽照片,什么是医学人体图解。实践证明,利用技术来审查过滤成功率很低。

我随手在网上查找,在今天(20121226日北京时间的对芳樽夜间)新浪的网站的主页上看到一条广告:“20天就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显然,这是一条骗人的广告。在同一主页上另一个栏目的标题是:“育儿”,但这个栏目的图片是一张一男一女性交的图片。再下面“星座”一栏的照片上是一个仅穿三点,性感地趴在地毯上的外国金发女郎。新浪主页版面的主编可能已经习惯打这样的擦边球。说谎的广告和性交的图片、照片不会出现在美国的主流网站上的。但可以看出,政府对如此的信息传播是容忍,而对政治体制敏感的内容却是有严格规定的。我试着发一条微博,由于一些关键词,被系统告知“违法相关法律”而不能发表。

随着移动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融合,网络审查过滤的成功率更低了。除了上述内容识别上的困难之外,还出现了一个更严重的障碍:时间问题。今天,人们在手机上群发短信、相互传递照片、录像,直接在手机上登录微博发言、利用手机博客上刊文或者转发他人文章。如此的移动上网进行信息分享,比社会权威的行动要快得多。往往等到相关机构开始检查过滤的时候,信息早已被传了出去。在利比亚、埃及革命中,手机上网的作用突出。

最近,在中国和美国几乎同时发生凶犯到学校伤害、屠戮儿童的惨案。两国民众皆义愤填膺。但区别是中国民众在谴责凶犯之余多指责政府不作为,事发后地方政府官员态度淡定。而美国民众则将舆论矛头指向有关枪支持有的法案,很少有人指责政府不作为。面对舆论压力,中国一方则开始在网络上删除相关讨论,过滤相关的指责。而美国一方则没有对网络内容做任何检查过滤。

如此的审查过滤制度,效果全无,但受到阻碍的是技术上突破和创新。

行文至此,又闻全国人大常委会不日将审议加强网络信息保护决定草案。网络立法,保护网民的利益。是好事,我拥护。但愿此举不要走得太远。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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