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创新缺了什么?

访客:18388  发表于:2012-12-10 09:48:05

 
出处:互联网 作者:佚名

    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谈到东西方文明的模式比较时认为,中华文明是循环论的、和大一统的,希腊文明是进步论的、和创造的。然而从长历史的视角来看,汤因比对于大一统的中华文明是赞赏的,甚至认为如果在21世纪有真正意义的“世界政府”,也应当是由中国来主导。他认为“人类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能忍受分裂带来的冲突和混乱。”(《历史研究》,汤因比)

    然而中国近代史却是一幅相反的图画。一百多年前,中国与西方相遇,一战即败,再战再败。那些最新“睁眼看世界的”中国的志士仁人为中国所找到的拯救方案,先是技术(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的“洋务运动”),后来是制度(从1903年清政府开始的“预备立宪” ),最后是文化(“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胡适当年曾经感叹:1919年的“五四运动”打断了1917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救亡压倒了启蒙”。他认为中国知识界在启蒙的任务没有完成之前,过早地介入了政治。)。

    创新......

    在本文中网大为先生为中国经济所开的方案是:创新。个人以为,这谈到了两个层面的问题:技术和文化。毫无疑问,一切技术来自于创新,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创新是逼出来的竞争力”,对于同质化的产品、对于新生因而肯定弱势的品牌,这些方面是没有竞争优势的,所以首先必须考虑的是技术层面的竞争 。技术不仅仅是企业竞争的重要利器,也是整个社会进步的推动力。互联网思想家麦克卢汉走得更远:技术是人类最为人性的部分,技术就是我们的社会结构。

    当前的经济发展,中国还有一个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历史性的“优势”,就是中国人因为长期的整体贫穷所产生出来的巨大的创新压力或者动力。无论以何种标准,电脑芯片巨擎英特尔公司都是世界级的创新企业,曾担任过英特尔公司董事和美国电信委员会主席的Reed Hundt,前几年就写过一本书担忧“美国企业家精神的危机”,书名就叫《在中国的阴影下:美国企业家精神的危机》(《In China’s Shadow》;包括这一次的金融危机,我们不能不赞同美国人深刻的自我反思精神!)。常在官方的主流媒体上经常听到对中国人民的歌颂就是“勤劳勇敢”。从整体贫穷的意义上,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解读。

    文化......

    网大为在文中也谈到了文化,有不少还是中国文化中并未强调的。比如挑战传统思维,比如让用户参与。诚然,中国当前的互联网上在文化再启蒙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年,中国互联网开拓者之一的SOHU创始人张朝阳认为:互联网提高了全民智商。从推动全民提升了知识的平均水准的结果上是对的,但从原因上的描述却是用词不当的:智商是人的生物性指标,不太会改变,能够改变的是知识和智慧。——所谓“智慧”,在我的词汇里并不是什么神秘主义的东西,就是指综合知识所产生出来的更为抽象的一类知识而已。我们可以说,科学是知识,哲学是智慧。

    谈一点文化哲学 。在挑战传统思维一节中,网大为提到:“挑战传统思维中的固有概念是:事物总是可以不断改善的”。 有趣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并不缺少“变化”的思维,但的确缺少改善(进步)的思维。中国文化的源头《易经》之“易”,其实谈的就是变化。“易”有三义,易,不易,和简易。但只是强调阴阳(正方和反方)的简单转变,比如从政治上认为“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却没有强调转变中的改善或进步。

    近代以来,无论是因为认知误区,还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刻意操纵,我们更是讲很多“东西方对立”、讲“一分为二”,却很少谈“一分为三”、很少谈文化上的“融合”——注意,中国文化是没有强调“改善”,不是没有这种文化思维。比如,中国文化中一直有的“天地人”“三才”的思想,就是一分为三,或者,简单地(肯定不准确),可以类比黑格尔的辩证法。面对必须的创新,即使回溯到传统的文化基因,中国还有机会。

    制度......

    文化与制度的关系,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然而,我更愿意说,从创新的时效性来看,制度的作用远远超过了文化。制度对文化的作用远远快于文化对制度的作用,文化的改变有时需要上百年的时间。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是制度的改革起了主导作用。

    学者们说,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原因,人们不可能以社会作为思想的实验室,而眼前的一个例子就是:由于采用了不同的制度,南韩和北韩在短短几十年内,成为了文化上完全不同的国家!最近一本为关中国的书在西方很流行,《当中国统治世界》,我们价值中国网曾经对作者MATIN JACQUES做了一个专访,他非常明确地对我们的记者说:从历史的长度来看,未来将证明中国文明是优于西方文明的。但遗憾的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短暂,我们不可能活在历史观念或文化观念的抽象的优越性中。庆幸的是,历史学家汤因比明确表达他不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

    制度是什么?从宏观上说,就是对创新的保护。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创新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从微观上说,制度就是对私有产权的保护。英国成为世界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这和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为专利权立法的国家是分不开的。

    但是更为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在制度上已经又落后了。比如,西方国家的技术大大得益于过去一个多世纪的产权保护的同时,为了获得更大的国家竞争力,美国人已经开始提倡“去知识产权化”。从COPYRIGHT到COPYLEFT,读一读这两个词的英文很有意思,这两个词的创造者真是天才:RIGHT有权利的意思也有右派(多指富人阶层)的意思,而LEFT有离开、许可的意思,也有左派(多指穷人)。

    中国一点儿也不缺少人才,有人才就不缺创新。但缺少的是对创新的制度性保护,比如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比如,对于让创新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金融支撑。——而中国金融体系主体部分的商业银行,对于能够真正进行创新的民有企业几乎没有任何支持,又是利益格局问题。而中国的民有企业,(我不使用“民营企业”这个带有强烈歧视的词语),却解决了超过85%的社会就业。

    发展经济的主体是企业,特别是民有企业,不是政府。政府的作用(如果有),也一定是保护企业的公平竞争和保护企业的创新。多年以来,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既获取了巨额的垄断利润,也严重阻塞了中国民有企业的创新通路。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刚刚召开的中共十八大的报告上,终于提到了久违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知识......

    网大为在文中谈到了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大部分的研究是关于人类动机、决策制定以及协调个人或群体中(包括国家)个体行为的挑战。” 完全认同大为的判断,我也经常说,中国企业界理解的创新,主要是狭义的技术创新,或者基于自然科学知识的技术创新,我曾多次在各个城市的创业年度论坛强调:技术创新需要自然科知识,而模式创新和制度创新需要社会科学知识。

    所谓创新,认真思考一下,其实质是知识创新。用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话讲:就是创新不只是技术创新,在国家层面包括制度创新和体制改革,在企业层面包括模式创新。而国家的制度创新和企业的商业模式,需要的首先是社会科学的知识创新。当代的英国思想家哈耶克(Hayek)和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都从不同角度谈到了知识与政治的关系:

    哈耶克从知识论的角度论证了计划经济的不可能,因为计划经济之前横亘着重重“无知的铁幕”(这个措词让我也想起了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类似表述),认为只有市场的自发的、自组织的秩序才是可行的,和应当提倡的。而福科则是从“解构”的角度论证了,所有的知识体系,很大部分都是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而“构建”的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体系。

    《中国未来:机遇与挑战》,网大为的这个文章标题是准确的。当创新的方向不确定时,网大为提出:“让你的道德观和原则来引导你”,才不致唯利是图而伤害消费者的利益。这也正是中国文化中一直坚持的:“德与才”的关系中,德要做才的主人,而不是相反。但我们不要忘记了,中国2000年来“以德治国”的实践是收效甚微的。道德原则要成为有效的社会实践,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要有正义的法治保障。否则,当权者会用“专制”来破坏道德和攫取巨额垄断利益,而无权者会用“暴力”来破坏道德和“反社会”,而社会各阶层的人被逼着使用的武器就是“欺诈”或者“自私”了。这说的还是制度问题。

    【结语】

    再回到文化。中国的未来,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需要系统性和战略性的思考,以获得可持续的发展:企业从技术和模式上都需要创新,而政府从体制设计和文化诉求上也需要创新。留给中国的时间窗口很小,中国正处在一个可能腾飞也可能沉沦的时间点上,文化创新和制度创新(体制改革)需要同步进行!

    我想借用世界宗教文化大师保罗-尼特的观点来给出结论:“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人权,东方文化强调人类责任。对于任何文化或社会而言,如果过度强调其中一方,而将另一方排除在外;或使一方从属于另一方都是危险的。这个事实再次说明(虽然并非必要),从平衡两者之间关系出发,东西方文明开展广义对话的重要性。西方人权与东方责任的关系,犹如阴阳概念,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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