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田召回门,热炒之后的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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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客:21040  发表于:2012-04-17 11:10:36

说明:这一组反思帖子,仅仅是借丰田召回门这个典型事件反思早已存在、普遍存在的“公司制度”对消费者的损害问题,并不代表对丰田公司有什么看法。相反,我认为丰田作为一个“公司”物种,是优秀的乃至是伟大的。我认为朗咸平下面这句话是对的:“冷静之后,中国制造业仍然要学习日本的制造业精神,其中包括丰田制造。”

丰田召回门,热炒之后的冷思考(之一)

田水禾说,同样一件事情,有人看到希望之路,有人看到前车之鉴……丰田召回门,就是这一件事。

在丰田召回门的热炒期间,我看到三种典型认识:

第一种,认为丰田出事了,丰田生产方式就没得学了。这等小儿之见,就不用多加评论了。

第二种,认为丰田生产方式没有问题,是丰田在管理方法上出了问题,特别是在人的管理方面出了问题(以CCTV对话中大前研一与栾润峰的观点为典型代表)。

第三种,是刚刚才畅享网看到的,《丰田“召回门”,仅仅是管理上的原因吗》,认为丰田召回门的深层原因是“生命有价”的经营理念。

我认为,第三种观点才点到了丰田召回门的痛处。

所谓“生命有价”的理念,不过是公司的一种“算计”,也就是“算”多死一个人所需要的赔偿与为少死一个人所需要作出的改进付出的成本的对比。这实际上不但是“公开的秘密”,而且在商界简直就是一个“常识”!

从《丰田“召回门”,仅仅是管理上的原因吗》一文的链接中可以看到,作者对管理人认同这种理念颇感愤然,我想,这不能怪管理人的职业道德出了问题,其实这是管理人的无奈选择。管理人无非是打工者,他们必须认同公司的核心理念,这是他们谋生的需要——须知主流价值观,永远是统治者的价值观。

那么,我想,依靠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职业道德之类来解决这类问题,就有点“挠不到痒处了”。因为这种理念是根植于资本主义公司制度之中的,“公司”说到底就是这样一个“物种”,就像老虎狮子生来就是吃人的物种,“公司”要是会真正关心消费者的生命,那它就不是“公司”了。

一说到这个话题,又会有人“抓狂”了。在三聚氰胺事件过后,我曾经写过一贴:《三聚氰胺,究竟是谁的错?》,因为触及到公司制度本身,马上就有人骂上了(参看《越位》),还说“有时候这些非主流的想法让你抓狂。”其实,这个问题的确是值得思考的,丰田召回门也好,三聚氰胺也罢,还有我们天天都会吃到的地沟油,都是长在这个根子之上的“果”。可以说,只在“圆周”上做文章,不敢触及这个“圆心”,怕是永远也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我想,在事件激起的热炒渐渐平静之后,还需要我们进行冷静的思考。

 

丰田召回门,热炒之后的冷思考(之二)

地沟油出来了,我们说那些小商贩黑心。

三聚氰胺出来了,我们抱怨中国企业家缺少社会责任心。

丰田这样的在世界上堪称楷模的大公司,也出了“召回门”,我们是不是需要反思,诸如此类的问题,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吗?

“公司”,从它诞生之日,就是为资本增值服务的。它的“基因”就是如此,你不可能让它把消费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就像不可能让狼考虑羊的利润一样),它唯一可能有的,就是对利益的算计,就是死一个消费者的赔偿金与该改进产品的成本之间的对比。消费者,永远是公司榨取利润的真正且唯一的源泉,无论把消费者称为“上帝”还是“衣食父母”,都不会改变消费者在“公司”眼里的实际地位。

公司的权利属于资本,而资本追求的就是获取利润,至于消费者死活,才不是它关心的事情——马克思早就断言,资本如果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而在公司制度中,并没有消费者利益的代表存在,其内在系统动力学结构决定了它必然的行为方式。

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细胞的现代企业制度——公司制度,才是消费者悲惨命运的真正源头。

“公司”作为“现代企业制度”,是在大机器工业兴起之后才确立其统治地位的,福特生产方式让大机器生产彻底打败了个体手工生产,在创造了生产效率奇迹的同时,就需要大量消费来确保大量生产的产品有消费市场。可以看出,大量生产与大量消费,资本主义与消费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甚至是一体两面。

在福特主义中,标准化的大机器生产与标准化的大量消费并行,福特主义诞生之后,迅速成为工业社会真正的主旋律,渗透到任何行业中,直到如今,我们从房地产行业中,从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刺激消费”的政策中,都可以看到老福特并没有死去,而且借助于他老人家反对了一辈子的金融资本的力量,越来越彻底的统治了整个地球。(当然也培养了大批的信徒,这些信徒则不允许任何人说这个制度的任何“坏话”。)

丰田生产方式的诞生,是在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压力形成的一种“妥协”方式,是历史的进步,但仅仅是福特生产方式的改良,只能作为工业社会后期的一种过度方式,它也不可解决公司制度的本质问题,不可能改变这个制度的基因。

但是,作为大工业生产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也就是以“资本”为核心组织生产的公司制度,在网络社会中,的确有可能被打破,消费者的确有可能形成一股力量,介入到生产过程中。

这就需要企业制度的一场创新,需要以消费者为中心重新设计企业制度,消费者处于企业权力结构的中心地位,这些要命的汽车、要命的奶粉、要命的地沟油才可以不被生产出来。消费者才可能安全的“消费”,才能在不需要回到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状态下也能活的好好的。

当然,这样的企业制度创新会有巨大的困难,但只要找到消费者组织起来的方式方法,实现这样的制度创新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丰田召回门,热炒之后的冷思考(之三)

晓轶在《丰田召回门,热炒之后的冷思考(之二)》之后留言说:

'这就需要企业制度的一场创新,需要以消费者为中心重新设计企业制度,消费者处于企业权力结构的中心地位',这个结论归结的有问题吧?!如果没有对负外部性的严惩,那么企业主动去负担这部分成本那就是自取灭亡。这单靠企业是不可能去做的,劣币驱逐良币,靠道德也没用。


公司制是中性的,没有公司制,现代工业也无法建立起来,没办法筹集这么大量的资金。还是要加强整个市场的法治环境,要能让各方利益都能进场博弈,对负外部性加大赔偿力度并严格执法,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做起来很难罢了。

俺发现,晓轶的观点本身,就是公司制度无力从内部解决诸如地沟油、三聚氰胺、丰田脚踏板之类问题的最好证明,因为如果有某家公司“良心发现”,决心为消费者着想,不按照”“生命有价”的逻辑出牌,“那么企业主动去负担这部分成本那就是自取灭亡”。因此,可以说“三聚氰胺”是牛根生的无奈,脚踏板是丰田的无奈,众多“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职业道德”问题是经理人的无奈。因此也非常赞同的晓轶观点:“这单靠企业是不可能去做的,劣币驱逐良币,靠道德也没用”因为这是一个系统动力学问题,是“力场结构”使之然,不是身处其中的人可以把控的,因此也请不要指责当事人——包括被判刑的田文华等,他们都是“身在江湖,身不由己”。

丰田公司有一个著名的“问五个为什么”,也就是对问题的原因再问原因,直到找到最深层的原因。我想现在丰田一定在内部这样问了:

为什么出现事故?是脚踏板出了问题!

为什么脚踏板出了问题?是供应商出了问题?

为什么供应商出了问题?是我们的精益制造的14项管理原则NO. 11原则是:“重视事业伙伴与供货商网络,激励并助其改进”没有执行到位。

为什么没有执行到位?……

我们无从得知丰田现在“问”到那一步了,但我想,按照这个逻辑一直问下去的话,一定会问道公司制度本身的问题的。

正如晓轶所说,公司制度是伟大的(我情愿说它是“伟大”的,而不认可它是“中性”的,凡是人创造的东西都是为人的利益服务的,说到底是为一个人群服务的,或者说为某个利益集团服务的,因此只能有“貌似中性”的东西。因此我也不相信有什么“普世价值”存在。要找“中性”的东西,恐怕需要到人类尚未涉足的“自然界”去找,连人类创造的“自然科学”也只能说是“貌似中性”的):

(1)它把“资本”组织了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同时也是可怕的)的力量(“集中财力办大事”);

(2)它通过“资本雇佣劳动”的方式,实现了个体劳动的社会化(“集中人力办大事”);

(3)它通过公司内部的分工,应用并发展了“管理”这门重要“技术”,极大的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生产成本(“集中智力办大事”)。

仅这三条也足够说明公司制度“功不可没”,而且“型塑”了整个地球和人类社会。

在我们对“伟大”的公司制度膜拜之前,也要看看它的“伟大”的负作用:

(1)资源被无度开发,环境被加速污染,人类被推向灭亡的边沿(也许地球会因为公司制度这个伟大发明而重新开始一个新的进化循环);

(2)它创造了“消费者”并成功的将其改造为适应“标准化大批量”生产的“标准化高消费”人群,还要时不时的忍受诸如地沟油、三聚氰胺和脚踏板之类的“公司从成本考虑”给他们带来的健康乃至生命威胁;

(3)异化了人类的劳动,剥夺了绝大多数人的劳动享受,剥夺了从劳动中获得创造之快乐的权力(须知这可是世界上最大的快乐——超过吸毒与性,也许这个问题还与毒品泛滥有关)。

仅仅这三条也足够说明这个“伟大”的制度应该被诅咒。

马克思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创造的被异化的劳动者——工人阶级,但没有深入分析它创造的另一群体——“消费者”(有时是同一个人群)。而消费者这个人数庞大的群体所以在这个体制中处于弱势地位,就是因为他们是“无组织”的,因此不可能与有组织的“资本”相抗衡,在工业社会(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他们毫无办法抵御通过公司制度组织起来的资本通过大众传播媒体,借助品牌、广告、营销所取得的话语权。“资本”实际上处于对消费者精神统治的地位。

也就是说,“消费”与“资本”的博弈中,“消费”始终处于弱势地位,成为被损害的对象,消费者的生命被作为公司成本计算的一个子目,正是因为晓轶所说的“资本”通过公司制度建立了强有力的组织,而“消费”则是“被分散”的,无组织的。

这正是问题的根源!谢谢晓轶的洞察——现在我们得出这个结论就告一段落,至于如何破解这个难题,随后再探讨。

下面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晓轶把“希望寄托在”外部力量上,是不是可行的?

我想,这个“外部”力量,晓轶应该指的是国家,因为只有国家才可以“加强整个市场的法治环境,要能让各方利益都能进场博弈,对负外部性加大赔偿力度并严格执法”。我想,这个机制一定是需要的。但是——请特别注意这个“但是”——在“进场博弈”的时候,分散的“消费”是否可以胜过有组织的“资本”?这实际上还是回到了前面的问题。

其实,如果“消费”没有被有效的组织起来,别说博弈了,连“进场”都不可能,因为没有“消费”的声音,就只能按照“资本”的声音来立法!

世界上的确没有救世主,也不能靠“神仙皇帝”,刚刚读了一本小说《遥远的救世主》,就在讲这个道理。国家也不是天然的“救世主”,法律也不会天然的公平,组织起来,“进场博弈”,是改变“消费者”悲惨命运的唯一出路。其实晓轶很明白,“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做起来很难罢了”,没有相应的系统动力学机制,没有一定的制度安排,仅仅依靠虚无缥缈的“外部”力量,寄希望于救世主,做起来一定是“很难”的。

晓轶的回复内涵很丰富,这次就先挖掘这些。晓轶的思路中还有一个怪圈需要突破,就是制度创新不要被公司制度催眠,要把视野放开一些,出路是有的——特别是在网络社会开始形成的时候。

 

丰田召回门,热炒之后的冷思考(之四)

《丰田召回门,热炒之后的冷思考(1-3)》的观点抛出后,得了一个“两面不讨好”的结果:

——有人站在消费者的角度,骂我是在为公司开脱责任,“这样责任变得有情可原了”,“不是大错”了,“不是态度问题就可以被原谅”,甚至有人怀疑是丰田出钱雇我来写的。

——有人又站在维护公司制度的角度大骂我是“放屁”,“怎么把公司跟消费者以老虎狮子跟猎物的角度来做比喻”呢,“老虎狮子对待猎物的态度是掠夺,是靠暴力的掠夺,企业对消费者的态度是双赢,如果消费者是被掠夺,企业就没有生存的基础。这完全是不一样的,如果没有有利于消费者,消费者是可以选择的”(我回复他“你可以选择被那一只老虎吃”)。“所以就以市场经济来说,竞争性本身就已经制约企业的建设。更不能以“因为这种理念是根植于资本主义公司制度之中的”这种文化大革命的口气来给人戴帽子”(按:其实是先给我扣了一顶帽子)。“恰恰是市场经济才是最合理的,引导企业发展的方式,而不是计划垄断”(按:我好想没说过要计划垄断)。“就单单劳动保障制度来说,资本主义并没有什么老虎狮子的嘴脸”(这个不是本文论题,但也透露了作者的立场)。“公司说到底就是这样一个物种,就像老虎狮子生来就是吃人的物种,“公司”要是会真正关心消费者的生命,那它就不是“公司”了。这句话我非常的不赞同,经常有企业批评温州企业没有内涵,没有文化建设,所以温州企业曾大量出现劳力剥削,假冒伪劣产品,近几年开始好转就是因为温州企业开始注重文化建设,注重质量提升。所以我认为相对于丰田这样的大公司,这样的观点肯定是错的”(“肯定是错的”比起一开始就说“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此人就是在放屁”温和多了)。

这种“两面不讨好”的局面,恰恰说明这个论题值得深入探讨。

从第一种“骂”中可以看出作为“消费者”的弱势是内化到骨子里的,除了盲目的“骂”之外,几乎没有冷静思考的能力,就更别提“进场博弈”了。这就是“无组织”的消费者唯一能做的事情了(在网络诞生之前,连这一点也做不到)。

从第二种“骂”中可以看到主流观点,或者主流经济学培养下的精英、类精英、准精英都是怎样思考问题的,这也让我们对“外部”力量的介入——主要是立法、执法的力量介入以求的“资本”与“消费”的力量平衡是多么困难。

那么,这两种“骂”都把我们的思考引向同一个目标:让分散的、弱势的“消费”与掌控者主流话语权的,被理论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资本”力量进行“博弈”是多么不可思议。除非把消费者组织起来,实在没有第二条路好走——尽管组织起来的路也不好走。但我还是要大声呼吁:

把消费者组织起来!

既然这个目标清楚了,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把消费者组织起来是否可能和怎样组织消费者的问题了。

今天是五一节,朋友喊我去登山了,这个问题回头再议。

 

丰田召回门,热炒之后的冷思考(之五)

从上山回来,就看到晓轶的两个回复,看来晓轶这个节假日是宅着的,或者还在公司里忙着的。

向来佩服晓轶的思维穿透力,因此也极其喜欢激发出晓轶的思想火花。看了晓轶的两段回复,无论阐述自己的什么观点,果然通透。还是先原文照登:

晓轶的第一段回复
看了半天,我想我有点明白张兄的意思了,张兄的观点是认为公司本质是贪婪的,希望公司来主动维护消费者权益就是与虎谋皮,所以希望在公司以外组织一种代表消费者的利益团体,自己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不知当否?

这点我不反对,但恐怕很难:
第一,消费者太分散,而且每个个体所拥有的权益可能太小,很难有积极性;

第二,消费者的权益主张不集中,组织起来的过程可能内部协调就太费精力了,也就是俗称的“窝里斗”;

所以按照经济学来说,把消费者组织起来的交易成本太高。所以我们看美国不搞什么消协,但发现侵权者就按所有潜在的侵权范围对权益主张者进行赔偿,这样惩罚力度很大、而且赔偿金额也非常高,连律师都主动免费提供支持而只要求获胜后分成。

他们的方式是法治提供一个博弈体系,让各方面的力量都可以参与进来。当然,如果公司方面过于强大,如烟草业、军火商等,消费者方面可能会被拖死、耗死。同时,我们缺少宪政传统,所以法治体系的建立与真正能执行起来确实太难了。但我还是认为人为的组织消费者由于交易成本的问题更无能为力。

关于公司制,我看到的或说我所理解的公司的起源来自于商人对于未来风险的分担,面对航海贸易、黑奴贸易等等300%以上利润的高风险、高回报“事业”,西方商人出于风险分担以及快速筹集大量资本的考虑发明了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来募集资金分享收益。所以公司制本身就是出于对利润的贪婪而建立的,公司本身所具有的道德规范应该只是对于契约的尊重和法律的遵守(当然,契约方和主权者要有力量保障自己的权益,它才会自动去尊重和遵守)。对于消费者只是出于竞争的需要才进行“关爱”罢了,就象现在的西方大企业提什么社会责任,但他们的前身不就是逼得中国人要起来推倒的三座大山之一的“血汗工厂”吗?

所以对于公司制我应该和张兄的观点没有本质的冲突,但我不反对而是认为应当好好利用,需要强化法治环境给它加上一个笼头进行约束。在这个意义上,才说它是中性的。
 
晓轶的第二段回复
张兄说的是该不该把消费者组织起来,我说的是能不能把消费者组织起来:)因为我认为很难做到能,所以我对该不该的讨论不能说没有意义,但确实不太重视。

张兄说的和我说的其实解决方案形式上都是一样的:让消费者和公司双方“公平”博弈。不过在张兄是希望将消费者方面的力量叠加起来达到和公司方面平衡,而我说的或是张兄所说的第二类人说的,就是消弱或限制公司方面的力量并通过一定的设计让消费者方面的力量得到放大从而达到双方力量的平衡。

不过我说的在西方就是现实的形态,而张兄的方案除了工农革命(即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还从没有可持续的形态,而且即便是革命也解决不了异化的问题。所以我的观点还是不变。
 
 
可以看出,晓轶对“资本”与“消费”的矛盾,认识的比俺还清楚,对于公司制度的本质,也洞若观火,如今有此洞见者实在不多。
 
晓轶唯一与俺认识不一致的地方,就是对于消费者组织起来的看法。而且晓轶也并不反对通过组织“消费”与“资本”博弈,而是认为这也做太难,因此没有现实意义,因此也就不予考虑——论据是目前世界上“还从没有可持续的形态”。
 
晓轶的担心的确是有道理的,不仅仅工农革命党(我不了解他们的情况,相信晓轶是有确凿资料的)的试验不怎么成功,早些年中国人也曾经试验过“消费合作社”之类,最终却演变成一个批发零售机构,并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全面崩溃。
 
在工业社会,的确存在“把消费者组织起来的交易成本太高”,“消费者太分散,而且每个个体所拥有的权益可能太小,很难有积极性”,“消费者的权益主张不集中,组织起来的过程可能内部协调就太费精力了,也就是俗称的窝里斗”等等问题。可是,张西振却不象晓轶这样悲观,不过现在先不忙说俺有啥构想,先说说消费者联合的可能性问题。
 
资本所以能够联合,无非是发明了“公司制度”,通过公司制度的机制(其中有朗咸平常讲的“信托责任”体系),同样分散的“资本”被组织起来,并且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而“消费”则是“被诞生”的,也就是因为资本的需要才出现的,自然不可能具有与资本博弈的力量。
 
但是,事物都有一个边界,或者是空间边界,或者是时间边界,超出了边界其有效性就要大大折扣。公司制度,或者说资本主义制度,在工业社会中的确所向披靡,而随着环境的改变,随着网络社会的兴起,未来就不见得一定发展为“网络资本主义”,“消费”也未必就不会有自主权(现在可以说只有选择被那一个公司损害相对轻一些的“权力”)。
 
我这样说,是因为透过初见端倪的网络社会,的确有可能解决晓轶所说的几个难题(这就是俺佩服晓轶和仰仗晓轶之处,俺都不用费心去挖掘这些问题点):
 
第一,“消费者的权益主张不集中”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是解决其他问题的一把钥匙或者入口。如果我们仅仅从产品质量监督、价格公平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其实还没有跳出“资本”为“消费”划定的圈圈。我们应该真正从消费者的主体角度来看问题。
 
我们可以框架性的分析一下:消费需求是从那里来的?这其实与工厂里需要物料的原理是一样的,是因为作为“消费者”(现在只能暂时借用“资本”强加的“消费”者名称)有一系列活动,因为这些活动才需要相应的物品支持(还包括方法性知识支持),我称之为“需求发生论”。而消费者的活动模式看上去千差万别(实际上已经被“资本”给标准化的差不多了),其实都可以归结为某种“生活方式”。
 
而在网络社会环境下,“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和相同生活方式的人群聚集都是有可能的。这在《长尾理论》中阐述的比较清楚,咱就不多说了。
 
而通过共同生活方式社区之类的载体,把具有相同或者相近权益主张集中起来,是有可能的。
 
第二,“消费者太分散,而且每个个体所拥有的权益可能太小,很难有积极性”的问题。随着第一个问题的解决,这个问题也随之化解。因为用共同生活方式组织起来的“消费”主体,与为了共同利润追求而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体一样,是不会没有积极性关心自己权益的,毕竟,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生活质量才是人的根本利益所在,而生活质量的提升除了多赚些钱之外,就是要把钱花好。说到这里就再通俗不过了:好生活=能挣+会花。“资本”组织解决“能挣”的问题,主体都有积极性;“消费”组织解决“会花”的问题,主体同样应该具有积极性。世界上尚无“可持续的形态”出现是因为还没有人去设计这样的组织模式,不能证明“消费”主体没有积极性。公司制度诞生之日,也是在世界上尚无“可持续的形态”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
 
第三,把消费者组织起来的交易成本太高”的问题。我想,假如真的把消费者按照生活方式组织起来,形成一定的群体规模,对“资本”来说是具有“长尾”吸引力的。围绕这个群体形成一个物质、知识、服务支持支持网络,实现对某种生活方式需求的“感知-响应”,也不是天方夜谭。
 
晓轶不要心急(我可知道你是个急性子,嘿嘿),我是想先探讨“该不该”的问题,再考虑“能不能”的问题,最后研究最麻烦的“怎么做”的问题。这三个问题弄透彻了,晓轶也该有新的事业可以追求了。
 
希望晓轶和其他网友踊跃拍砖,越拍思路就越清楚,这事情好像还真的有门!

 

丰田召回门,热炒之后的冷思考(之六)

一早就看见熊总晓轶的跟贴讨论,而且颇有深度,很是高兴。照例先转帖:

1.熊总(常可非)的帖子:

我觉得信息(网络)社会有助于大大改善厂商与消费者之间力量对比的不平衡,不是因为消费者力量的增强,也不是因为法律的“完善”,而是因为:

——随着市场的全球化和厂商间竞争的激烈,消费者选择的空间增大了,主动权也就大了。
——消费者虽然没有用手投票的权利(或者能力),但是有用脚投票的权利(或者能力),前提是他能获得所需的信息,网络社会正好他提供了这种便利。在网络社会,任何厂商的任何产品问题信息,都是比较容易共享的。

在以上二个前提下,厂商是绝对不敢轻易得罪消费者的(垄断企业除外),除非它想做几天就关门。从这个结果讲,消费者确实是“上帝”,尽管这不是厂商发自内心的想法,而是被迫承认的。而这,已经是我们身边的现实了。

有道是“知识就是力量!”,信息也是力量啊!

对这个问题我比张兄要乐观一些。丰田的这次质量问题,我倒不认为是丰田的价值观出了问题(丰田这几年应该没有改变价值观吧?),我宁愿相信是管理出了问题,正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个力,就是“执行力”。

因此,我担心的还是企业的管理问题。二十一世纪,企业管理方式的改进(革命)已经是山雨欲来了。当然,随着管理方式的改变,谁又敢否认公司的形态(组织结构、制度)最终也会发生改变呢?

2.晓轶的帖子:

熊兄是过于乐观了:)


第一,熊兄所说大致是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才有可能,但现实中不存在充分竞争的市场;

第二,信息是一种力量,但信息是不对称的,相对于有组织的公司,消费者其实处于弱势地位;


第三,消费者也不可能是上帝,公司都是商业组织,所有的战略行为设计都有着经济方面的考虑。就像丰田这次,他们也早就发现了不是,但权衡下来不也通过摆平议员的方式拖了很久吗?


一个公司的价值观就是由创立者、时代、社会所共同塑造的,不需要强调也不必强调,就在行为中。

我发现熊总晓轶的观点,就象一个阴阳鱼的两半,正好相映成趣,互补互生。

先看熊总的观点(熊总是老板,可以算在“资本”方的代表,不过不是纯“资本”,同时还是“劳动”方。晓轶应该也是类似身份,这本身就表明了信息技术带来的某种社会进步):

1.“消费者选择的空间增大了,主动权也就大了。”“在网络社会,任何厂商的任何产品问题信息,都是比较容易共享的。”因此,厂商“不敢轻易得罪消费者”。

2.“信息也是力量”,信息技术的进步给了消费者某种方便,因此消费者的力量在增长。

我完全同意熊总的观点,并且,我还能从熊总的观点中看到消费者组织起来的希望所在——因为:

其一,“资本”的力量在网络社会中会有所弱化,给了“消费”组织起来的机会;

其二,信息技术的发展,给了“消费”组织起来的便利性,降低了组织起来的“成本”。

再看晓轶的观点:

1.“信息是不对称的,相对于有组织的公司,消费者其实处于弱势地位”;

2.“公司都是商业组织,所有的战略行为设计都有着经济方面的考虑。

我同样完全同意晓轶的观点,并且,从晓轶的观点中看到了消费者组织起来的必要性。

两位兄弟的观点加在一起,正好坚定了“消费者组织起来”的信心和信念。

我的理想是,建立一个“资本——劳动——消费”三者和谐共处,平等互利的组织模式,这也是“和谐生产方式”所追求的产销和谐、供需和谐、劳资和谐理想境界。

先不说如何实现,就这一理想来说,我感觉是值得追求的,而且是值得用毕生精力去追求的。

从这个理想中也可以看出,我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不是“革命者”,我可不想用“消费”或者用“劳动”去革“资本”的命(其实它们也是组成同一事物的关系各方,我感觉没办法“革命”),也不想把公司制度彻底砸烂(砸烂了就社会就缺少了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只是想通过创新的制度设计去化解三者(也可能是四者,还有正在崛起的“知本”——熊总晓轶也可以算作“知本家”呀!)之间的矛盾冲突。在撰写《打工与当保姆》的时候,我也是向着这个目标努力的。不过这样的“立场”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各方都不买账,各方都骂你——已经有不少人骂了,呵呵。想调和矛盾,如果有某一方特别满意,肯定不是好的方案,是吧!

下面,该着手考虑具体的方案了。

 

丰田召回门,热炒之后的冷思考(之七)

在探讨一种新的可能性的时候,任何人从任何立场的参与,都会贡献智慧,而不论是赞成、反对还是咒骂。

早在2009年1月24日, 有一位看到“非主流的想法”的就“抓狂”的人写了《越位》一文,在骂完“和谐生产方式”之后问了一句:

从证伪主义的角度,我只提一个问题:“生产能力单元”与“解决顾客问题而存在的专家型解决方案”是否盈利性组织?或者说,一般企业的生产车间与企划部门是否具备“内置的监督力量”?

这一句问的绝对有水平,因为作者是希望“一问”而“证伪”和谐生产方式的,因此作者一定非常认真,非常自信,也肯定有些得意——通过这“一问”而消解了自己因为看到让自己“抓狂”的和谐生产方式而不爽的心情。其实,最应该感到“得意”的应该是我。在我们开始探讨消费者组织方式的时候,再看这个问题,真正是问道点子上了。都说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一半,其实这个问题在提出来的同时,几乎就已经解决了。谢谢这位“抓狂”的作者!

(不过这位“抓狂”的作者有一种说法我没打算接受:作者认为思考这些事情,是教授的事——不知到这位“抓狂”作者是不是教授,她认为不是教授思考这些问题就是“越位”,就让人“抓狂”。这说法好像不太妥,思想又没有搞过“专营”,没听说有过除了教授别人都不准思想的有关规定。而企业与管理领域的思想革命,几乎都不是发端于教授之中,泰勒是学徒工出身的工程师,福特生产方式诞生于生产经理索伦森手中,丰田生产方式诞生于基层生产管理者大野耐一手中,只有到了人家做成了,总结写书的时候,才能看到教授的身影,这说明我们也不能太指望教授而停止自己的思想。)

“抓狂”作者文中所提出的问题,最关键的一点是“是否盈利性组织?”假如这位“抓狂”作者不是教授,至少也是某位教授的硕士博士之类,她对“盈利性组织”理解的太透彻了,仅仅是处于完全维护的立场才“抓狂”的,但同时也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暂且信赖她的专业水准):

依靠盈利组织来维护消费者权益是不可能的!

这也清晰的告诉我们思考消费者组织的核心——必须建立一个“非盈利组织”!这个组织不能采取“入股”的形式,更不能通过“分红”来分配盈余,它必须是一个不同于股份制公司组织模式,很可能是一个与股份制公司组织模式直接对应的组织模式。

如果按照“不重新发明轮子”原则,我想,这样的组织,并且是经济组织模式是存在的,那就是“合作制”。用合作制的消费组织来应对股份制的资本组织,似乎很配称。

原理应该很简单,资本组织采取股份制,是因为资本是追求盈利的,必须按照让资本享有权力,因此是“一股一票制”的。消费组织采用合作制,是因为消费者是追求生活质量提升的,是追求我的钱花的划算、安全的,是关于“人”的,就应该采取“一人一票”制来分配权力。

如果确立了这种基本的组织机制,也就可以看出相应的问题,为我们进一步的探讨提供了新的起点。

譬如,在这个的“一人一票”制的合作组织中,消费者如何才能有效的、低成本的行使自己的权力,如何让组织有效的为自己提供权益保护……问题一定很多很多。想起列宁有一篇《论合作制》,找找学学去。原来当年人家也探索了很多,只是用途不同,现在拿来,也许可以用好。

 

丰田召回门,热炒之后的冷思考(之八)

有网友看了《丰田召回门,热炒之后的冷思考》前几节讨论之后说“没有理解清楚”,我想可能是我说的有些拉杂了,有必要重新梳理一下前面讲过的脉络。其实前几节没谈多少内容,可以用几句话总结一下:

第一,丰田召回门的深层原因是“公司制度”的本性使之然,公司制度作为“资本”的组织,天然不具备维护消费者利益的基因。象丰田这样“伟大”的公司都是如此,因此消费者不能指望通过公司的自律、社会责任、职业道德等来解决这个问题。

引用丰田召回门为证:

丰田财大势雄,请有一流的说客,也有一流的公关。但正如中文的“抵赖”与英文的“deny”发音几乎相同一样,丰田在面对质量责任时,其制式反应, 与世界上大部分企业都不会有什么两样,即步步为营,能否认就绝不承认;即使承认,也只承认轻微过失,掩盖重大过失;能逃避责任就逃避责任。尽管包括美国南伊利诺大学汽车科技系教授吉伯特(Dave Gilbert)在内的美国多位专家都提出研究报告指出,丰田汽车电子加速系统设计的一项缺陷,妨碍汽车电脑检测和防止某些短路情况,引起汽车突然加速 (暴冲),但正如美国国会众议员魏克斯曼(Henry Waxman,民主党,加州)指出的,丰田绝不会检讨自己,只会“三怪别人”:先怪车主操作不当、再怪脚踏垫、最后怪油门踏板,死都不会招认是电子控制系 统出了问题。(摘自“南方周末”《丰田召回门的幕后玄机》)

第二,国家这个外在“裁判”并不可靠。有组织的“资本”与无组织的“消费”之间博弈,“消费”必然处于弱势地位。首先在立法游说中“消费”就处于弱势,其次在执法过程中“消费”又处于劣势,假定立法与执法都是公正的,“消费”同样不能与有组织的“资本”相抗衡,“资本”可以专门训练律师为其服务,“消费”则不可能。这个结论是徐晓轶参与讨论的重要贡献。

引用丰田召回门为证:

丰田与美国政界的结盟,与媒体也已成利益共同体。据《华盛顿邮报》透露,丰田过去十年持续对美国特定对象提供政治捐款,在调查丰田汽车的美国 国会众院下设的政府监管及重组委员会、能源与商业委员会等三个委员会中,有125名议员,其中超过40%的议员都曾收过丰田的政治献金,包括来自丰田经销 商与丰田在美营运部门员工的献金。

过去5年中,丰田花费多达2500万美元游说美国联邦政府,是外国汽车生产商中对美国政治游说投入最大的。丰田还透过各州政党及政治行动委员会,另 外提供国会议员100万美元的竞选经费。因此在丰田事发后,拥有丰田汽车生产基地的美国肯塔基、印第安纳、密西西比及亚拉巴马四州州长,都联合致信美国政 府和国会,要求以公平的态度对待丰田召回事件。

而就在美国国会为丰田汽车的安全问题举行听证会的前夕,丰田汽车及其分公司在众目睽睽之下,还发动强大的游说团队,试图强化国会山庄的支持力量及与重要议员之间的长期关系,部署在国会山庄的说客达32位之多。

很难想像,这样一个喝着丰田奶水的美国国会,能调查出多少丰田暴冲事件的真相。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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